拉拉群体面对困难重重

　　“形式婚姻”最无奈

　　2005年，拉拉组织“同语”建立时，国内拉拉队组织的数目为零，而现在全国有28个。“女同志”也以群体组织的形式，渐渐从“隐秘盛开”变为公开进入大众视野。

　　通过网络连线，记者联系到了大洋彼岸的司梓琪(化名)，之前她刚和身在济南的女友通过越洋电话。

　　28岁的司梓琪，曾经是济南拉拉圈内的风云人物，许多重大的拉拉聚会活动都是由她策划的。但自从跟家里“出柜”后，她就被迫踏上了留学之路。“我肯定是要回济南的，因为爱人在等我回来。”司梓琪说。

　　网络的推动作用

　　司梓琪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她16岁时，情窦初开、被同性“电到”的时候，刚好是互联网兴起的1999年。

　　这一年，司梓琪在经历了遍寻图书馆找不到中文同性恋书籍的漫长黑暗时期后，终于在网上发现了第一个拉拉聊天室。“当时全国就只有十七八个拉拉找到那里聊天，那时候还没有组织，是‘找到了彼此’的感觉。”“网络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这个隐秘的群体呈现爆炸性增长。”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

　　司梓琪的第一任女友就是通过网络相识的，两人在一起走过了2年2个月零8天。现在的女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前夕司梓琪将女友带回了家中，可惜换来的却是父母的怒火和一张飞往加拿大的机票。

　　面临自己募款的困境

　　“在我看来，拉拉的生存环境是中间略偏上。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都是做过风险评估的，活动形式比较温和。”司梓琪自信地说。

　　当初，她组织拉拉聚会，就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拉拉，消除对她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更多的权益。

　　从另一方面考虑，对缺乏政府资金投入、仅靠自己募款的拉拉组织来说，身份困扰好像更大一些。司梓琪说，在中国同性恋组织没法注册，也不能取得合法身份，而没身份就很难争取捐款，很多慈善机构不会捐款给没注册的组织。

　　反观国外，对同性恋的态度比国内开放很多，像荷兰等国家甚至允许同性恋者合法结婚，但司梓琪却从未想过要留在国外。她认为，在国外的留学生本来就很寂寞，拉拉则是寂寞中的寂寞，这种寂寞让她更加思念家乡，更怀念远在济南的恋人。

　　要不要搞“形式婚姻”

　　在司梓琪看来，帮助拉拉自我认同，聊天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女孩不觉得孤单，LES群就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随着大家了解的深入，讨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元、深入，从法律到历史，从活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

　　比如有一些拉拉，年龄在35岁左右，都已婚了。环境中的诸多压力，让她们必须结婚。有的女性，后来离婚了，就想找个伴儿;也有拉拉没离婚，家庭看似美满安稳，子女也慢慢长大，很难离婚。每个拉拉都有不同的遭遇。但都会来群里聊天，定期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很舒服，起码有女伴分担痛苦。

　　在一次群里的聚会中，组员栗子的妈妈突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大家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次之后，司梓琪与女友期盼着母亲能通过这段出国缓冲期，尝试着接受她俩的感情。可惜的是每次电话交流，母亲总是劝她“走向正轨”，司梓琪觉得自己就是在爱与孝、道与情之间左右为难，“还有一年就要回国了，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吧。”

　　知名公益组织研究专家称

　　“拉拉队”领导力很强

　　中国究竟存不存在“拉拉歧视”?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的观点是，学界一直流传有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拉拉歧视，另一种却认为歧视很大。由于山东是主流观念很强的地方，女孩就该孝顺、乖乖成家、生儿育女……

　　万延海研究中发现，我们的拉拉生存状况跟欧洲比，差距很大。“欧洲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同的声音都能表达、被大家听到，这很重要。我们对此没有完善的法律，所以拉拉作为一种边缘人群很容易被侵害。”

　　四年前，卫生部门首次公布处于性活跃期的同性恋数量估算资料 三千万。其中男同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约1000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恋者占总人口4%推算，中国同志数量约5000万。

　　万延海说，拉拉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比男男性行为，甚至比男女性行为传播风险更低。因此，疾控部门在男同项目中投入巨资，常常是拿钱找人。“拉拉队”却明显缺乏关注，但拉拉们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文化和争取权益运动。

　　从2008年情人节开始，北京的女同组织“同语”就开始做拉拉婚姻倡导活动。而山东“LSE”群中，今年也有女摄影师为拉拉们开展了拍写真活动，报名踊跃。

　　万延海称，他很欣赏女性的这种“领导力”。他说：“拉拉的出现，确定了在同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她们在许多权益运动中，非常积极，也没有利益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