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聃

　　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这是16日从铁道部传来的消息：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铁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调到哪个部门还没定。”（8月17日《京华时报》）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勇平留给公众两张截然不同的脸谱。一张是723动车事故后新闻发布会上的 “口不择言”，“奇迹”、“反正我是信了”等雷语迭出，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挑战着公众对于灾难与悲伤最基本的情感。一张则是他这样“突然却并不显得意外”的离任背影。

　　很难说王勇平离任与他此前的 “发言失误”无关，于王勇平在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的糟糕表现后，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就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文章中反问：今日王勇平，明日谁？在我看来，这里面固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愫，其实更揭示了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以及发言人必须要承受的制度不完善的代价。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开始确立，它的“年轻”当然无法和西方150年历史的新闻发布会制度相比。但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呈现出了迅捷的发展态势。数年来，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确立，各级党委发言人也即将全面出现，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而与此相对应的，作为一种发展中的“阵痛”，则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被部分扭曲与异化：由于缺乏到位的法规意义上的刚性要求，在许多时候，新闻发言人制度更被侧重于技巧训练、公关培训，甚至是用来把事情“抹平”。

　　《人民日报》曾将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分为 “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等。这样的公众形象显然与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本意相悖，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开放背景。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期待，更多集中到了“有问必答”、诚实与机智等表现上面。沉默、挑衅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只会愈来愈激起公众的反感。

　　这正是王勇平们不得不直面的制度困境与角色空格：在当前制度下，作为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制度设计存在，王勇平们只能代表自己所处部门的利益，他们的功能有限，也绝非什么都可以回答，有时还“必须”言不由衷，难以体现出其“新闻性”。较之对信息公开需求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王勇平们需要承担愤怒。较之因为自己言辞不当引发的公众情绪，王勇平们更是动辄得咎，甚至成为“替罪羊”。

　　在我看来，王勇平离职的背影更是一个制度与角色的空格，它等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公开的进步去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