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管综合执法条例(草案)》已正式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初审，如无意外，近日即可出台。条例草案首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城管11项执法职能，对相关执法程序也做了较明确的界定。辱骂、殴打当事人以及违法损毁当事人物品等行为，将被追究行政与刑事责任。

　　自北京市宣武区1997年成立国内最早的城管机构以来，迄今已14载。这个机构是改革的产物，最初由几个部门联合执法进行城市管理的现象——— 所谓“七八个大盖帽，围住一个小草帽”，变成了“一个大盖帽，围住七八个小草帽”：多重执法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这个大盖帽管得实在越来越多了。

　　以北京市城管为例，最初成立时只有5项职能，后来增加到13大类300多项，权力的膨胀速度非常惊人。基本上，“城市管理”已经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所谓“普城之内，莫非我管”。管得太多，而且缺乏清晰的边界限定，就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此次深圳市的条例草案明确，纳入城管执法的事项应当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而且属于易于判断、不需要专业设备和技术检测手段即可定性的事项，是将一个笼头套在脱缰的城管权力之上，相信对改善城管执法现状会有裨益。

　　当然，城管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还不仅在管得太多，而更多是因其具体执法方式。他们风卷残云般的办事作风，的确起到让对手落花流水的绩效，但总让围观者脊背上顿生寒意。常常，他们不出示任何手续，就可以将这些影响市容和妨碍城市秩序者的物品“劫掠”一空。后来，出过几桩小贩拔刀杀人的个案，更凸显出城市管理的悲剧色彩。

　　其实，站在城管执法者的角度，他们亦有苦衷，因其职责宽泛不清，因此被不断附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尽是些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而领导们又希望他们能速战速决，让讨生计的引车卖浆者不至于影响这个城市光鲜亮丽的形象与秩序。他们没有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权力，因此在面对小贩的反抗时，执法就变成滥用权力实施暴力，似乎不如此，就无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造成这种局面，有社会大背景因素。譬如中国人口众多，弱势群体比例过大，他们需要谋生;而政府部门在市场规划时又存在盲点。事实上，社区居民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流动摊贩存在。相关部门有职责维持城市秩序，但如果在流动摊贩对城市秩序未构成挑战的情形下，是否可以仅因“影响市容”而将其取缔，实有检讨空间。

　　城管与小贩的战争，仅是城管工作的一端，但却是目下城市管理困局的缩影。对城管而言，限缩其执法职能外，进一步严格要求执法程序显得更为重要。从深圳城管执法条例草案看，对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三重程序限定，亦非常严格，如能贯彻执行，善莫大焉。要真正改变城管违法执法现状，需去除城管暴力执法的激励机制，而这有待于政府改变整齐划一和市容至上的城市管理思路，非如此，不能将城管从恶名中救拔，也不能令弱势的街头小贩生活舒展。(韩福东 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