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祸面前，如何让良知不奔逃，似乎成了全社会的追问。9月4日上午8时许，西安的李大妈骑自行车上班途中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在地，面包车上的两个小伙将受伤的李大妈扶上车，声称带她去医院做检查，在拉离事故现场约7公里远之后，两名小伙子将李大妈弃在路边驾车扬长而去。

　　在良知与责任完全淡出车祸场域时，逃逸便成了自然而然的应对手段。无论受害者伤势是轻是重，在肇事者看来，都是惹不起的麻烦，于是“躲逃”便成了上策。尽管因为车祸之后的赔偿与纠纷让不少人对一些肇事司机抱以理解和同情，但这却无法解释事故面前良知让渡于利益算计的社会道德困境。而摒弃了法律与道德的个体，即便逃逸成功，也终生难以完成良知方面的自我救赎。

　　或许财力的软弱决定了良知必须奔逃，这也是车祸之后为何难见有担当者的原因。在这些事件面前，我们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如何才能让造成事故的人明白，陷于良知缺失的泥沼其实与陷入经济困窘的泥沼一样可怕。经济损失带来的直观感受似乎有着足够强大的力量，使人很容易便让良知屈服于经济损失带来的气馁和恐惧。但例如中南大学那名无证驾驶而把人撞飞、却扬言一百万搞定受害者的马姓学生，又显现出另一种悲哀。在车祸面前，财力雄厚者与财力微弱者似乎一样，个体良知没有随财富的多寡而显得有什么不同。

　　大大小小的车祸逃逸事件中，纠结着暴戾的溢出与良知的溃散，我们无法教条式地谴责，也无法上帝般地感化。在道德条规明晰而个体行为不羁时，应当如何做，永远是一种幻象般的指引：面对肇事责任，唯愿良知尚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