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安替

　　8月28日凌晨开始，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浦东机场等安检突然升到二级，不但行李抽查率达到50%，而且旅客甚至还被要求脱下鞋子、解下皮带接受检查。平日最多只需20分钟的安检排队，一下子达到两个小时以上，让很多没有心理准备的旅客纷纷误机。

　　可能大部分中国旅客还是第一次体验到如此严格的二级安检，但在英国希斯罗机场、美国芝加哥机场、肯尼迪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这样的安检强度简直是家常便饭。911事件后，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开始实施严格的机场检查。即便是由此引发有关自由和隐私权的激烈辩论，各大机场的安检始终都不曾松懈。在安检者眼中，似乎每个经过安全通道的陌生旅客，都是背着炸药包的恐怖分子。

　　这样全球性的都市紧张状态，一晃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2001年9月11日，拥有1880万人口的美国最大都市——纽约，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了资本主义象征之一的世贸大厦。随即，华盛顿五角大楼也遭到同样的袭击，前后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这是美国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敌对势力袭击，小布什总统一扫选举争议阴影，开始在国内和国际发动起轰轰烈烈“反恐战争”。如此背景下，国际政治框架彻底为之改变，各国根据反恐立场重新站队，大都市人的生活也因此经历了各种反恐措施的升级，严格的安检便是其中一例。

　　十年过去了。今年5月2日，911事件幕后策划者本拉丹，已经被奥巴马指挥下的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击毙，3000受难者终可瞑目。人们也才开始有足够距离和智慧来审视这十年反恐是否让都市人群生活的更安全，或是让我们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先发制人”年代

　　911事件当天看直播的观众的反应都很类似：“这怎么可能发生？”恐怖主义者竟然可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符号性的地标建筑进行一锤定音式的打击。如果跨国恐怖集团或者极端组织使用核弹和生化武器，那么整个大都市的灭亡都可能在瞬间发生。

　　美国人迎来了苏联解体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跨国恐怖集团。恐怖分子要比二战时希特勒和冷战时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更为彻底，他们甚至潜伏在美国本土，不需要宣战就可以用残酷的手段对重点都市进行打击。911事件让一直过和平生活的美国人，开始产生了全民恐慌。在恐慌中，人们想的不是自由，而是绝对安全：如何完全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200周年庆上就反恐政策发表演讲：“我们不能靠善良愿望来保卫美国和朋友；我们不能相信暴君的话，他们郑重签署不扩散协议却有系统地撕毁；如果我们等待威胁成型，那么为时已晚；我们的安全需要转化为依赖我们领导的军事力量，必须时刻准备打击世界任何黑暗角落；我们的安全需要所有美国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必要时准备以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行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保卫我们的生活。”

　　这是小布什第一次清晰地表达“先发制人”式的美国反恐原则，并随后写进911一周年后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人们把布什国际反恐政策总结成“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第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把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等同于恐怖主义集团；第二，“先发制人打击”，在敌人可能侵入美国国土之前，在海外予以打击；第三，在威胁成形之前予以处置；第四，推广自由和希望，以取代敌人压迫和恐惧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就在布什西点讲话发表20天后的6月21日，美国上映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片《少数派报告》。影片描述了在未来的2054年，政府有专门预防尚未发生犯罪的“预防犯罪局”，但本是预防犯罪警察的主人公却随即成为“预防犯罪”行动的牺牲品，为不曾发生的“罪行”受到追杀。著名哲学家齐泽克发表影评，认为这就是对“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的文学化批评。

　　齐泽克点出了反恐战争和反恐措施的两难局面。在法治社会，惩罚都是针对“犯罪后”（post-crime）证据基础上的。不但如此，还要有“无罪假设”、“适当程序”，才能为嫌疑人定罪，所以公民不可因为一个还没有开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但这样无法防止恐怖袭击，因为一旦发生，整个城市都可能毁灭，任何惩罚都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全世界迎来了“先发制人”的反恐年代，“犯罪后证据”、“无罪假设”、“适当程序”在很多领域都被抛弃了。

　　世界反恐列车

　　第一时间，包括萨达姆在内的全球领袖都对911事件进行了严厉谴责，而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12日、28日无异议通过联合国1368、1373号决议，授权美国和盟国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要求各国全力配合。

　　有了两项联合国决议的最高反恐授权，从此各国因不同目的跟美国坐上了反恐列车。第一阵线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西方盟国，因为意识形态类似，本身就是基地组织威胁和打击的对象，所以当然义无反顾支持参与美国为首的两场战争，并且在国内实施严厉的反恐措施；第二阵线如俄罗斯、中国、印度，本身并不是基地组织的直接攻击目标，但出于国际政治战略考量和自身恐怖组织问题，也搭上了国际反恐便车，重新定义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全政策，以适应彻底变化的时代，最大化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各个国家的大都市来说，改变来得有些根深蒂固。从此，无论是在肯尼迪机场、戴高乐机场、希斯罗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甚至是北京首都机场，人们都必须适应严密到脱鞋、宽衣解带式的安全检查。在伦敦普通的地铁入口，你能看到夸张的20多个闭路监控摄像头。公民团体开始被政府常规窃听，而大量无理由搜查和关押的事情也不断发生。

　　俄罗斯车臣局势、中国新疆问题以及印巴矛盾，也被定义成反恐战一环，美国国务院一改之前的暧昧态度，把部分车臣分裂团体、东突分裂团体和巴基斯坦的部分极端势力定义成恐怖团体，和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开始了全球反恐合作，国际政治沧海桑田。

　　此后，“基地”组织针对都市人群直接策划的更大袭击再没发生，但在如此高强度的国际联合防范下，在西班牙马德里、英国伦敦和印度孟买等大都市，却依然发生了和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主义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