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玉

　　央视曝光了安徽界首市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农村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和上报的统计表上的人数对不上，有的学校在校人数和上报人数能差出一二百人。这些学校为什么要虚报在校学生人数呢？答案是来自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授意。国家义务教育保障资金规定农村小学每人每年补助535元，初中生每年每人740元。据此计算，国家下拨款的总数减去界首实际学生人数，中间的差额是1063万元。（1月8日《新京报》）

　　很多时候，初衷良善的政策，也难免因执行端的异化，变得面目全非。以教育补助为例，其无非是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扭转城乡的教育差、强化本已脆弱的乡土教育。但遗憾的是，在具体运作中，产生了虚报人数、骗取补助的阴暗伎俩。学生成了小群体谋财的工具，而所谓“教育保障资金”也便神奇化作“部门结余”。

　　此等灰色的敛财手段，竟然来自主管者的授意。教育局领导、学校校长，直至一线的教师，一条完整的信息传输链，无不遵从着“无纸化”路线：上级的意志，以“话里有话”的暧昧言说，以“口耳相传”的安全途径，一步步落实作下属的“行动指南”。素有高尚光环的教育系统，也不曾超脱官场亚文化的浸染。一套以“官意”为核心，藉口头暗示取代书面明令的指挥艺术，正冲淡着规则之尊严。

　　所谓腐败，或曰“一切的违规”，若要得势成真，必离不开两个要素。其一，便是规则之外的小圈子文化盛行；其二，便是既有规则本身先天缺陷。比照之，在界首市，“骗取教育补助”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如上所述，当一种玄而又玄、奥义万千的指挥艺术，成功生成、甚至被同僚认可、被下属遵从，决策者自然会滋生冲破束缚、谋取私利的冲动，且有鉴于事前数据核对不善、事后账目审计不力，更是助长了某些人“徇私捏造”的底气。

　　如今，教育事业所以问题频现，也正是基于此类逻辑。在此格局内，由于上下级博弈力不对等，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个体决策者的错误、决策集团的错误，无不会转化为体系内每一个人的错误。下属基本无法扭转上级意志，故而体制本身注定少有纠偏能力。非但如此，很多时候，拜那种玄奥的“指挥艺术”所赐，越是底端的执行者，越有可能成为替罪羔羊——还记得临时工的故事吧？

　　表面来看，“虚报人数、冒领补助”，无疑是对有限教育资金的盘剥；但深层而言，教育系统内上下级间鲜明的权利级差，更有反思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