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移民”不再是“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城市生活

　　12岁的宇桐在天津市一所小学六年级就读，尽管户口本上户籍一栏写着“安徽马鞍山”，生在天津、长在天津的他已和本地学生没有两样，甚至说话口音都带有天津腔调。宇桐的父母20年前从老家农村来到天津务工，宇桐班级里一半以上的孩子出生在类似的家庭。

　　外来务工人员是中国城市的建设者，他们中大多数如迁徙的“候鸟”，平日为生计辗转奔波，春节坐上归家的列车。而像宇桐妈妈童春梅的另一些人则是务工城市的“留鸟”，带着父母、子女辛苦地生活在城市，关于“春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故事早已不属于他们。

　　农历龙年春节，记者走进宇桐在天津的家，红色的福字和对联装点着喜庆。这套45平方米的小房子，是宇桐父母一年前花费辛苦攒下的62万元积蓄购得的。宇桐妈妈童春梅35岁，个子不高，浅浅的笑容流露出谦卑与坚韧的个性，目前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月收入稳定在3000元。

　　宇桐出生在天津。2006年上小学时，享受了天津市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进入公办中小学就读、与天津市学生同样免缴学杂费、教科书费等优惠政策。

　　2009年宇桐三年级时，童春梅一家带着孩子回到安徽老家生活一年。因为儿子更喜欢天津的学校，家长也认为天津的教育资源好，一家人“打道回府”，在天津买房长期定居。

　　“安徽的学校作业多，教材不一样，有些题目也不太会。而天津的小学副科很多，有些科目挺有意思，考大学分数线也低，所以我就又回来了。”宇桐说。

　　这是童春梅一家第三次“选在天津”。

　　“1992年，在天津打工的表姐说这里赚钱，我就跟来了。那时农村老家没什么收入，在天津每月赚100块，后来把父母接来一起打拼。”童春梅说。

　　2004年，宇桐4岁，童春梅一家感到生活压力很大，曾想回老家买房安顿，但因习惯了在天津生活，且天津经济发展提速、工作机会多、教育资源好，于是苦撑下来。

　　20年来，童春梅在天津卖过酱货、当过保姆、打扫过餐厅，现在主要给一个韩国家庭做家政、同时接些零碎的小时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服务对象和收入都稳定。

　　“我给韩国家庭照看1岁多的孩子，他们家很客气，节假日和周末都给我放假，让我在家陪宇桐。”童春梅说，“今年春节，还送给喜欢运动的宇桐一辆山地车作为礼物。”

　　宇桐告诉记者，自己喜欢体育和科学，经常看科教频道中探索宇宙的电视节目，今年春节的愿望是考上一所重点中学。

　　童春梅的丈夫说，近些年国家给农村很多好政策。“上了保险60岁以后可以拿钱，种粮国家给补贴，医疗状况也有改善，家里的2亩地给别人种，自己在城里生活，也挺好。”(记者倪元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