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的吴英

　　1月19日，二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吴永正和他的二女儿及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张雁峰到金华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吴英，想去安慰安慰她，但看守所未同意。

　　根据张雁峰的转述，“看守所里说，省里有文件规定必须要请示省法院，省法院说，案子已经判了，他们没有权利决定让会见或不会见，得请示最高法院。”

　　事实上，在二审宣判之前已经不允许会见了。张雁峰与吴英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2011年11月29日。“这次会见还很顺利，2012年1月11日又去会见，因为吴英写出明信片要求会见，但看守所不允许了，称必须要经过省高院批准，我们给省高院的主审法官打电话，他说，得请示领导，他决定不了，终以领导不在等种种原因没有批准。”

　　吴永正他们很担心吴英的状况，“她能否承受得住？”

　　吴永正认为，女儿有跟他一样的倔性子。那位参与该案的警察感叹：“吴英这个人，坐牢都不知道悔改的，她坐牢也不肯配合这个事情的处理。老说自己是无罪的，她不能总这样去想啊。”

　　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三叠数万字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

　　她在《控告信》中写道：“东阳公安局……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字拍卖财产，并让管教来做思想工作，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财产。”

　　不仅为自己，吴英还为她的狱友控告看守所里遭遇的不公平与不人道。她曾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她的检举材料。

　　为立功保命，她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在二审中，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的吴英也认可了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我宁愿她和我一样站着死，也决不希望她跪着而求生，没有骨气。”吴永正倔强得近乎极端。他甚至表态：“吴英的生死已经不是最重要，我只要一个理。”

　　在看守所里，吴英回顾了自己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创业史。

　　她人生的突然转变发生在2006年。在此之前，她是一个还算本分的小生意人。

　　2006年4月到10月，吴英一口气注册成立了12家企业，其中的8家以子公司名义组成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坐落在东阳同一条冷清的街道上。吴英的野心是，在这条街上，成立一个以酒店连锁结合商贸的企业，以酒店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她亲自设计的本色概念酒店里，100个房间有100种设计风格，酒店里所需的建材、配饰、家具、家纺都能在她的建材城里买到。在酒店的周围，是规模宏大的网吧、停车场、快餐店、婚庆公司……业务范围互为补充，例如，网吧周围的酒店和快餐店主要是为上网的网民服务的。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吴英将东阳的一条“冷街”装扮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她预期着这条街道的繁华能带动她在这条街上的物业的升值。

　　与此同时，关于26岁女富豪的神话在东阳乃至全国迅速传开了。她甚至在当年以高达38亿元的总资产位居胡润“女富豪榜”第6位。有说她好像是走私、卖军火的，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的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背后支撑这个迅速崛起的商业体的是暗涌在浙江民间的高额利贷。

　　在后来法院的判决中，还以此认为吴英是为了给社会公众造成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

　　那时候，吴英希望以高利贷盘活这些看得见的实体，再向银行抵押，借得贷款后偿还高利贷。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来自银行的贷款。

　　很快地，吴英吃不消了，资金链接近崩溃的边缘。吴英锒铛入狱，关于女富豪的神话也因此幻灭。

　　2012年刚过完年，走在吴英当年一手打造的“本色一条街”上，她初创的那些酒店已经易主，但沿袭原来的经营模式，生意依然红火。一个房间一种风格，即使是在过年期间，每晚平均房价都超过400元，而附近地区相同规格的酒店房价已打折至300元左右。

　　在“本色一条街”最火的时候，东阳的建筑业老板杜伟曾住过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确实火爆，提前预订都不一定能预订上。”

　　在杜伟看来，吴英的经营思路确实超前，“原来的一条‘冷街’，门店一两千元月租都租不出去，现在的月租已经翻了好几番。”

　　然而，一位要求匿名的债权人却认为，在后期，商人吴英的心理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试图想树立自己在当地的势力，例如，她高薪聘请的人中，不乏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据他的描述，某一天晚上，吴英在酒吧与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劝她息事宁人算了，但吴英不干，立即给她的下属打电话，召人来将整个酒吧包围了。那一刻，他觉得，他借给她的钱很悬了。

　　黑势力害了吴英？

　　但吴永正认为，吴英恰恰是被当地的黑势力所陷害的。

　　尽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吴永正却始终断言吴英案幕后的始作俑者是楼忠福家族。“楼氏家族中有人是东阳最大的黑势力，一直在收保护费，吴英不同意，仇恨就此结下了。”吴永正说，“现在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因为他们当初的目的并没有想搞到这个地步，仅是想霸占吴英的资产，让她乖乖听话。但吴英太年轻太硬了，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那也扯得太远了，跟楼家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上述那位警察觉得吴永正的说法很荒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厦集团”）曾于2011年7月14日发表过声明指责吴永正炮制谣言：楼忠福家族与吴英案无任何牵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事多次联系广厦集团采访，均被拒绝。

　　吴永正为吴英的失败作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她错在太高调，行事和处事都太高调；第二，年纪太轻，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律；第三，用人不当，谁都相信，那些当年吴英的下属纷纷当上老板了，都在用她的经营模式；第四，她最大的错是不应该在东阳创业，东阳的政商环境太复杂了。”

　　杜伟认同这一总结，“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在东阳创业确实是一个错误。她虽是东阳人，但她没根基，东阳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人才多了去了，企业比她做得大的人大有人在。她一下子那么高调把企业搞那么大，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不服的人多了，难免要得罪一些人。”

　　吴英真的会死吗？

　　一定程度上，这为吴英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当二审维持死刑的判决出来，舆论的反对亦前所未有。全国引发了持续的、大规模的讨论，“罪不至死”、“刀下留人”声音不绝于耳。

　　社会精英们主导了这场宽容，包括著名的学者、律师、企业家以及许多的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

　　1月25日，大年初三，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留人刀下”。

　　元宵节前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斥责，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

　　《中国经济周刊》在浙江的采访中，企业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她自己的实力创办企业，钱不够怎么办？先是向银行贷款，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贷到的。只能四处借钱，钱赚了，或者支付利息，或者买个东西送给人家表示感谢。”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相当普遍。企业要发展，银行的钱又借不到，资金紧张的时候就要向别人高息借来周转一下。“接近90%做企业的人都曾这么干过。”

　　目前在中国，大批的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因此，循环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并且成就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以及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它不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大多数时候被默许存在，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法律便会突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