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声

　　盼望“假期托儿班”

　　“孩子已经去了两年，情况没多大变化。 ”更让徐江川担心的是，外来务工者“留守”子女的处境仍没有多大变化。坠楼孩子家长徐江川说，在他所认识的劳务工人群中，每到节假日、寒暑假，孩子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由于找不到“托儿班”，外来务工者一般只有两个选择，让儿女“留守”家中，或带着儿女上班。

　　昨天下午，记者走访了外来务工者较为集中的农贸市场和货运场，发现尽管工作繁忙，但儿女却成了众多外来务工者的“烦心事”。记者在宝杨路一家货运堆场亲眼所见，在众多集卡车的缝隙中，一群幼童正在玩耍。经询问，他们是集卡车司机的儿女，唯一的活动区域就是满是集装箱的货运堆场。

　　而在闸北区柳营路附近一处菜场内，外来务工者子女同样只能“玩”在菜场内。来自福建泉州的菜贩李敏卖的是半成品菜，在不到8平方米的摊位内还挤着她两个孩子，一张1米长的木板成了李敏儿子写作业的课桌，也是她小女儿玩玩具的地方，尽管小心翼翼照顾孩子，但最近李敏的女儿还是在菜场内被邻近摊位养的狗咬了。 “没办法，丈夫比我更忙。”李敏告诉记者，为了能多赚点钱，丈夫买了辆车，除了给自家摊位进货，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运输，根本腾不出手来照顾孩子。帮孩子找个 “假期托儿班”，成了众多外来务工者共同的心愿。

　　专职保姆麻烦也不少

　　在江桥附近讨生活的孙先生夫妻则面临着一场“信任危机”。这对小夫妻来自山东莱芜，30岁不到的他们去年年底刚刚有了孩子，为了能更好照顾孩子，在工厂车间做技术工作的孙先生让妻子辞去美容院理发师的工作，专心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但孩子的开销很大，仅靠孙先生一人，全家经济压力很大。所幸孙先生就职的公司有不少同龄人，近期也有不少“新生儿”，在孙先生努力下，他的妻子成了专业保姆，照顾5名“留守”儿童。 “收费不贵，麻烦却不少。 ”孙先生说，每一个“新生”收取一个月800元的补贴费，这样一来，妻子在家中每个月也能增加3200元收入。起先，专业保姆的生意不错，妻子既照顾了自己孩子，又赚取了补贴，孩子们玩在一起，也增加了不少乐趣。可几周后，孩子们在嬉闹中，一名孩子磕伤手臂，虽然伤情不严重，孙先生夫妻却很难面对孩子的父母。接下来，孙先生的妻子特别重视对这名孩子的看护，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孩子。 “厚此薄彼”又引发了麻烦，其他几名孩子的父母也起了怨言。结果，专业保姆不到两个月就“下岗”。

　　孩子愿望

　　“最好能找几个好朋友”

　　“每天电动车上的两段路，可以看许多 ‘风景’，也是一天最放松的时间。”老家在安徽滁州，今年12岁的小女孩吴佳随父母到上海已经7年，由于父母开了一家裁缝店，吴佳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小裁缝”。可是，在学校有着不错人缘的吴佳，下课后却有着自己的烦恼，因为父母工作实在太忙，她的活动区域很狭窄。 “周边居民很多，有没有交到新朋友。 ”眼见裁缝店地处居住人群密集的真如地区，记者随口向吴佳发问。

　　“从去年五一节小萍回老家后，除了学校的同学，我就没有朋友了。 ”但小女孩吴佳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她说，现在马路上车多人多，为了怕遇到意外，父亲每天都会骑着电动车接送自己，这也是自己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回家后，父母都要忙生意，每天做完功课后，她最多只能在家看看电视，或是用电脑上上网。

　　小萍，就是隔离餐饮小店店主的女儿，两家人属于“邻居”，两个小朋友平时活动的地点也只有三个，除了裁缝店、餐饮店，就是小萍父母借租的小屋，距离两家小店距离大约在300米左右。

　　在吴佳的记忆中，上海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长风公园和外滩。那次，是老家的叔叔婶婶到上海“度蜜月”，吴佳父亲才安排妻子“轮班”，陪着他们玩一天。 “那次走了好远，玩公园、吃快餐，整整玩了一个下午。”说到这些，小女孩吴佳还咧着嘴笑了。

　　问起最近的“心愿”，吴佳面露难色，一时说不出话来，直到记者出门，小女孩才低声说：“爸爸妈妈要工作，我不能烦他们，但能找几个朋友最好。 ”

　　志愿者行动

　　给申城“移动儿童”快乐假期

　　每年假期，有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伤害意外的新闻就会频频见诸报端，市民刘永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遇到的教育难、看护难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大部分关注仅停留在思想上，鲜有人会将关注转化为行动。刘永龙就是少数践行者之一，他是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热爱家园志愿者团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义务开设免费教育班，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有机会接受更好的看护和教育。

　　刘永龙告诉记者，这些在城市长大但又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孩子，被称为“移动儿童”，就是随着打工的父母到处漂泊的儿童群体，根据民间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上海“流动儿童”的数量大概在47万人左右。由于父母工作流动性较大，他们很难接受稳定优质的教育，也注定他们在节假日无人看管，志愿者团队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努力，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公益教育看护平台，让他们的父母安心工作，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项名为“太阳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项目”从2004年就开始启动，三年前专门设立暑托班，每天由志愿者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刘永龙说，目前这类公益组织的活动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小范围的长期固定时间的“托儿班”；另一种是不定期举行的大型活动。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比较稳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为孩子提供服务，但缺点受到场地、人力等条件的限制，参加的孩子数量不多；后者可以让尽量多的小朋友参加活动，但地点和时间不能固定，起不到持续教育和稳定看护的作用。刘永龙的社工组织选择了前一种方式，有大学生、白领等组成的志愿者给10多名孩子开设英语、德育、艺术等方面的教育，非常受家长们的欢迎，除了“暑期班”，节假日也有看护服务。但这一小小“托儿班”辐射的区域实在太小，在47万“移动儿童”群体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沧海一粟。

　　“现在上海和我们做同样工作的约有10多家志愿者团体，总量偏小，不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明显不足。 ”刘永龙说，希望社会各界关注这一问题，调动社会资源对这些公益活动投入一定支持，作为“移动儿童”的家长而言，也应当提高自身意识，多方共同努力，避免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