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撤并
一场昂贵的成本转嫁
在大多数的“撤点并校”中,节约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决策层看来,放弃小规模的学校正是为教育资金和师生资源相对集中,从而解决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范铭在走访陕西安康、渭南十三个县的乡村学校后发现,所谓的节约资金根本就是一个幻想:“孩子到更远的学校上学,有寄宿还好,如果没有,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子,费用全部转到农民身上。”
校车一度被许多专家以为是解决走读学生上学的最关键工具,然而受限于山路、学生资源的不集中等问题,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根本不具备校车的条件,以及承担该项费用的能力。
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阳县幼儿园发生校车事故,致21死43伤;11月17日,甘肃庆阳再发生校车事故,21人遇难。一系列的校车安全事故让直管领导如履薄冰,很多人不再赞成校车模式。
那么,寄宿孩子的生活又怎么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前任校长康健对农村寄宿制的研究发现:“包括睡觉、吃饭、安全、营养、医疗、亲情,哪个学校研究过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女孩青春期怎么办?教育局说我们根本没有配置!”
康健认为,10年急速行政化的“撤点并校”后,农村教育机构并没有做好准备。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刘善槐为记者展示了一组画面: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里,上下两排的床板上平行放着十几位孩子的被褥,被单已经发黑,除此之外,简陋的宿舍再也没有落脚之处。
“没有卫生间,学生们一到晚上根本不敢喝水;宿舍气味很大,进去了能把人熏晕,这样的寄宿学校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刘善槐问,“撤点并校的布局调整,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最严重的还是家长经济负担的加重。他对乡村800余名住宿生进行了调查,一年的伙食费、交通费超过4000元的有21位,占2.48%;2000元到 元的82位,占9.69%;1000元到2000元的有289位,占34.1%; 元以下的有454位,占53.66%。住宿生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
刘善槐的结论是:学校撤并并不是简单地节约了经济成本,而是把部分政府的成本转嫁为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各地积极撤点并校不外乎两种动机。一是顺应学生人数减少而撤并;二是人为地加剧撤并,其动机往往是非教育的。
“这一政策之所以获得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学校撤并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校撤并可明显减少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它正在演化为一项新的‘政绩’运动。在地方政府‘城市化率’的攀比中,撤点并校成为拉动县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杨东平说。
荒芜的校舍
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撤点并校结构调整风波中,快速的撤并,凸显了教育改革的缺乏战略性和无序。
西北师范大学的教育博士白亮在对甘肃省某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大量的无序撤并,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截至2009年初,该县闲置的学校十一所,包括峡口小学、下焦湾小学、上河小学、中河小学等,这些小学的希望工程投资为25万元至70万元不等,总资金接近320万元。
不仅是这些希望小学被废弃,其他撤并村小学里偌大的校园里也只有学前班,大量教室闲置。
即使是这样,2008年9月在甘肃酒泉召开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决策者还提出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要以撤点并校为基础,以创办寄宿制中小学为突破,坚持“高中、初中阶段学校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中心乡镇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规模办学思路。
据此,该县教育局又制定了《县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提出2011年当地中小学校将从103所减少至28所,也就是2年内撤并75所学校。这些撤并的学校中不少是2004、2005年新建的学校,甚至有2008、2009年刚刚竣工的学校。
“一面是农村学生的辍学,一面是对学校资源的疯狂合并,谁又为此曾向公众和善款的捐赠者解释过呢?”
就这样,一些学校被废弃,另一方面,却为了让资源集中的学校有条件接纳更多的学生,增加投资扩大原有的校舍,大兴土木。
范铭博士调查显示,2009年延安市计划新建5所、改扩建3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投资约 亿元,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另在宜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吴起、洛川等县城区新建8所学校,扩建13所学校,总建筑面积近50万平方米,投资约10亿元。
而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初,延安全市公办中小学由2000年的4803所整合为1445所,累计撤并3358所,撤并率达到69.9%,全市布局调整累计投入资金达10.8亿元。
“这种把资源集中当做资源优化的做法,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并提出质疑。20世纪90年代,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在大规模地进行学校合并前,政府宣称学校合并将会为纳税人节约数百万美金,但是学校合并后民众却发现,州政府在学校合并上的花费超过十亿美元。”范铭说。
反思十年
过度撤并之风必须刹车
然而,多年坚持“计划生育”和“城镇化”加快的大背景下,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党国英教授认为,农村布局调整是“大势所趋”,调整后的布局情况肯定比调整前合理了,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带来教学质量的上升,但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的模式布局调整过快。
在近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撤点并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支持这一观点。
杨东平直陈“撤点并校”的弊端:将学校从农村“连根拔起”,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教育自身。家长进城陪读,不仅影响生产、老人赡养,而且导致离婚率上升和家庭破裂。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处长高学贵在近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一项会议上坦言:“如果因为我们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辍学,这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也承认:“中国农村教育的办学重心现在看来,我觉得应该是适当的下移,而不能简单化把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甚至在有些地方,高中在县城也不办了,要向大城市集中。”
“中国缺少一本《教育法》,它应为撤校和建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就像美国老的教育法规定的那样,有50户人家建一个小学,有150户人家建一个中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撤点并校建一个你想要多大就多大的学校,这是我们10年来应该反思的问题”,康健说。
雷万鹏教授批评:“为什么一个小学的规模必须300名学生?240名学生,一个班40个孩子,6个年级为什么就不行?缺乏法律约束的撤点并校政策,带有太大的随意性。”
记者发现,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曾指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然而,落实政策的重点却放在了“撤点并校”,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过度撤并农村学校之风必须降温和刹车!”杨东平说,“国家主管部门的意见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破解农村教育的危局,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刘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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