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赴非援助医生： 我在非洲更像个纯粹的医生

　　“虽然很苦，但我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王立群沉浸在马拉维的工作中，每周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

　　每周一、三查房、巡诊，每周二、四手术，周五学术活动。一天下来，一个手术接着一个，遇到病人多，病情重，病情复杂时，经常整夜都在手术台上，最长一次是48小时，进手术室前还下大雨，出了手术室，屋外已是晴天。

　　医疗队有中餐厨师，如果手术没结束，赶不回营地，就只能吃工作餐，通常是米饭、牛肉、鸡肉之类的盒饭。

　　有时到当地的县医院巡诊，当地人会拿出一种叫塞玛（音，马拉维当地奇契瓦语称Nsima）的食物。这是一种玉米糊制作的食物，很像陕西的搅团，但比搅团干，能用手握成条，蘸着西红柿牛肉汤吃，这是当地人能吃到的较好的食物。

　　在马拉维，对医生最大的威胁还有艾滋病。为了防范感染，手术时必须戴双层手套、护目镜、身上套件围裙、穿胶皮靴。即使如此，医生被感染还是时有发生。

　　特别是骨科，手术时医生经常需要使用钉子和针等金属工具，一不小心皮肤被划破，就可能被感染。王立群就有过几次划破手的经历，还好患者都不是艾滋病携带者。

　　王立群承认自己有点理想主义，“虽然很苦，但这种工作让我觉得很爽，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有一种价值感。”王立群已经60岁，从最初跟母亲学医，后来上夜大、进工厂卫生所、进医院，直到考奖学金去法国留学。在那里，王立群学习了西方医学史。书上说，医生最早来自于教会，原本帮人看病，是不要钱的，后来形成一种职业。

　　他一直很喜欢很认同“希波克拉底誓言”对医生的职责表述。希波克拉底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著名医生，被尊为“医学之父”。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他始终认为，医生应该是很神圣的职业，不该跟患者讨价还价，病人本身就很无助，到医院是来寻找医生的帮助的，而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市场化那么简单——病人花钱买服务；医院医生卖服务。

　　医疗纠纷背后的医学束缚

　　当第一批援马工作结束后，王立群决心留在马拉维，当时，老丈人的钱已经还清，妻子也劝他，“咱们的经济也够，就一个女儿，父母又不需要咱们给钱，就别去了。”

　　“不是钱的问题。”王立群说，留在马拉维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那里，他更像一个纯粹的医生，更少面对医疗纠纷。

　　在他看来，医疗纠纷的问题根源在“钱”：个别医生，不为病人着想，只是为多拿回扣，就过度医疗；而病人花了很多钱看病，就会对治疗的期望更高，稍有不满，就会与医生产生纠纷。

　　2013年3月，在马拉维医疗援助工作已接近尾声。

　　一天，一名老年黑人来复查，正巧碰见了王立群，“hi，doctor wang”。老人咧着嘴，露出白色的牙，用蹩脚的英语冲他打招呼。他通过助理，告诉王“我已经好了”。

　　王立群记得，老人被查出股骨头坏死。这在当地是常见病，比较难治愈。王立群采取的方法是，找到坏死骨头，将坏死的部位刮去，然后打眼，使骨头形成通道，让其自我修复。

　　“这在我们国内，会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做法。”而几十年的从医经历，王立群知道这种手术方法的好处：治疗费用低廉、能保留患者的骨头。但在国内，他从不敢采用此法进行手术。

　　“主要担心引起医疗纠纷。”王立群说，病人更愿意像治疗感冒一样，吃片药，立刻就能有效果。但这种治疗方法需要较长修复时间，患者不会立刻感受到治疗效果。“常规的办法”是换关节，“立竿见影”，患者能很快恢复行走。缺点是，手术时，医生要使用特殊的医疗器械和材料，费用巨大，患者还将失去了一块真正的股骨头。

　　在王立群看来，换关节是最后的办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诸如其他治疗方法一样，在医学界，学派之间始终存在争议，如同金庸小说中的少林和武当，你无法说清，哪个更强。

　　要让患者满意，又不用承担法律风险，医生更愿意采用“常规的办法”。而且，还能从医疗费中取得收益，更换的关节差价很大。

　　“这不是一方的责任。”王立群觉得，在马拉维，作为一名医生他帮患者用最低廉的方式除去痛苦。而患者的信任，让他也避免了伤害。

编辑：白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