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常委乔石病逝 胡耀邦曾称其"拼命三郎"

　　给我布置第一份功课

　　一个星期之后，接到中联部干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处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与政策研究，负责为部起草报送中央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对外政策建议，还要为部领导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中联部后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注：其中之一《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8期)，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这“第一份功课”。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李仁为中联部部长。乔石不再兼任中联部部长，但他在中央书记处里仍然分管政党外交工作。

　　乔石离任后，有一段时间仍然住在中联部大院里。他保持着晚饭后同郁文一起散步的习惯，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长，后边总尾随一名警卫。

　　一天傍晚，我从部外回来，迎面碰上他俩在散步。乔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卫跑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乔石说：“我们聊聊天，请你退后。”郁文说：“我们散步也要跟着，提过几次意见，要求取消，也没有用。”乔石说：“无非叫我脱离群众，可能人家会说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要我谈谈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我简要说明后，他说：“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

　　有人告状说我是乔石侄子

　　1984年底，胡耀邦向中联部提出，要在党中央机关带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中联部决定，由研究室领导任新闻发言人。

　　之前，郁文已接替李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任副主任。一天，副部长朱良到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部领导本来请郁文任新闻发言人，但郁文提出，她由于身份不方便，推荐你为发言人，部领导已同意。”

　　为此，中联部成立了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这等于把我一下子从冷板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感到很困难。在讨论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部务会议上，部长钱李仁要求我，胆子要大一点，可以有小错误，不要说“无可奉告”。

　　当新闻发言人确实有“风头”，报上经常有名，电视有时“出镜”，但也有风险。外国记者往往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刊登你的发言，容易引人误解，遭人批评，甚至被人“打小报告”。

　　我求教于郁文，她听后笑着说：“我正好也要找你。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你是乔石的侄子，所以当上了发言人。真是无稽之谈。我已向中央作了说明。老乔对我说，情况说明了就行了，清者自清。”

编辑：贾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