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家霍松林西安辞世 于右任曾赞“西北少见”

　　中国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挥毫泼墨，为霍松林题写“唐音阁”。

　　驰骋文场辟土开疆　　

　　天水师专中文系总支书记李宇林对老师霍松林的一个比喻记忆犹新。“霍先生曾打比方说，如果货架上只有几样货，不管你选用什么方法，怎么左摆右放，也还是那几样货。只有货多货好，再分门别类，讲究摆法才能摆出名堂，才能琳琅满目。”　　

　　正是因为博闻强记，积累了大量的“存货”，并不断开拓创新，霍松林在文学界的成就才得以琳琅满目，流光溢彩。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而高校中文学科也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当时，高校文科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并无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更无新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连新的参考书也几乎为零。　　

　　1951年，霍松林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到该校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其接手的三门新课中，有一门文艺学，面对无教材、无大纲的一穷二白之境，霍松林感觉“难于上青天”。　　

　　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霍松林一向迎难而上。他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拟出提纲，编写讲稿。　　

　　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霍松林别类分门，条分缕析。　　在编写的过程中，霍松林评析过往，也直面现实难题。以“题材的看法”为例，建国后，文学界流行“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两种对立但都颇有影响的观点，霍松林深思熟虑，先举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几个高峰期都是题材多样化的事实，说明“文艺题材的多样化，是文艺繁荣的标志”；接着举孔子、刘勰等人的有关言论，证实题材多样化的必要性；进而以杜甫等作家的创作实际为例，指出“肯定题材的多样性，并不等于主张题材无差别”。同时指出“题材只对主题有一定的制约性，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成败”，“题材决定论”也是错误的。　　

　　在讲义的编写过程中，如此论证的过程不胜枚举。每次论证，无不需要查阅大量的典籍资料，而成稿之后，又反复增删修改。两度春秋，40万字，1953年，《文艺学概论》终于脱稿，当年即被选为全国交流教材，后又被选为函授教材。　　

　　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以自身体验指出：“《文艺学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不少人就曾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　　

　　在文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文艺学概论》是解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学理论专著，奠定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基础。　　

　　在70余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霍松林游走于诸多文学领域，著书立说，脚步从未停歇。尤其是“文革”平反之后，他重新回到学校，虽已年近六旬，但他的学术生涯仿佛重新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大量唐宋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专著源源不断，都被认为是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　　

　　霍松林的研究贯通整部文学史，以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冠名，但在他的内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韵律让他最难以忘怀，因而，诗歌的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1937年抗战爆发作《卢沟桥战歌》，到为久旱而愁作诗《苦旱》，到赴南京求学作词《梦归》，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赞神九胜利归来》、《迎香港回归》……仅《霍松林诗词集》一部，就达13卷之多，收录了其1200多首诗词，中华诗词协会顾问张勃兴感慨地说：“松林以诗词记录了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举凡国家兴亡，民族奋战，人民忧患，师友交游，人生际遇，凡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者，无不记之以吟。其题材之丰富，寓意之深邃，行踪之悠远，容量之宏大，艺术之高超都令人感叹。”　　

　　霍松林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题材可以新，角度可以新，语言可以新。他还提倡诗词革新，用新声新韵创作了《金婚谢妻》和《八十述怀》27首七律，被诗词界公认是“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他书法沉雄遒劲，自成一体，为书林所重……　　

　　无论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诗歌、书法，终其一生，霍松林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由此驰骋文场，不断辟土开疆。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