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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大家霍松林西安辞世 于右任曾赞“西北少见”

西安新闻 西部网 2017-02-01 19:03:41
[摘要]1945年,霍松林考大学时,除了报考自己向往的中央大学中文系,同时遵从父亲的意愿,报考了政治大学法政系,谁知都被录取,且都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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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育英才君子之乐  

  孟子有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其中一乐。  

  霍松林任教70余载,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教过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指导过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他说,“确实品尝到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无穷乐趣。”  

  许多人都对恢复高考后霍松林开报告会讲学时的盛况记忆犹新。“不仅本校的学生涌向大礼堂,而且附近院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大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里、窗户旁都挤满了人,甚至礼堂外的路上,也站着许多学生。”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弓保安说。  

  因为学贯古今,霍松林讲课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旦吟诵起某篇诗文,常常带着手势,神采飞扬,带着西北口音的朗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整个人仿若沉浸在诗的意境之中,整个课堂也变得诗情四溢。  

  “一首短短的绝句或令曲,一经他点拨,也立即显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西安联大中文系主任师长泰回忆,“把听他讲课的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  

  有意思的是,被感染得异常兴奋的青年学生们,课后常常喜欢模仿先生讲课的语调。有一次课后,一位宝鸡来的学生模仿霍松林讲“古、典、文学”几个字时一板一眼的语气和情态,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直乐,霍松林也不以为意。因为师生谈诗论文、赏奇析疑,让他乐在其中。  

  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  

  在中央大学师从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等人时,霍松林常常在课堂上与老师们谈诗论艺,课余伴师出游,作诗相和,其乐融融。而今时空流转,衣钵相传。霍松林很多教学理念,就来自他当年的老师们。  

  先后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汪辟疆和胡小石均强调,中文系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要有高水平的诗、文、词、曲创作;不仅要有高尚品德,也要有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霍松林同样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  

  为本科生讲古代文学时,霍松林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名篇、精读古典名著。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霍先生讲古文、诗、词,根本不看本子。讲起《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常常将四五个人物的对话结合表情一一复述,一字不差。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们也纷纷以背诵大量经典为傲。  

  对研究生的培养,霍松林有八字箴言:“品学兼优、知能合一”。对“知”,既要求“博”,又要求“精”,而所谓“能”,则指能力、创造力,可分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学以致用三个层面。“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应该搞一点创作,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作品。”霍松林说。  

  霍松林认为,指导博士做学位论文,可以帮助学生同时得到“知”、“能”两方面的提高。霍松林将其分为“三步走”:一是确定研究范围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和他人所未及的资料;二是厘清研究范围所涉的研究史,以力避重复、力求创新,运用唯物辩证观点梳理资料,形成论题;三是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论从史出,考论结合,提要钩玄,探微抉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三步走”的“战术”,霍松林先后培养了70余名博士,每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无不经他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凡内容单薄、缺乏新意者,不能参加答辩。  

  关系到学生“出口”的质量,霍松林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似不太近人情”,但结果是,所有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高质量通过,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成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的博士们均自称“霍门弟子”,在学生们自制的“霍门弟子”通讯录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孙明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小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  

  “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  

  2001年,霍松林80寿辰时,曾做这首《八十述怀》,满溢育才的豪情和对讲台的不舍。  

  性情之人赤子之心或许是诗书浸润了傲骨,霍松林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对压力,也从不愿让步,用他的话说,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时考天水高中,霍松林因初中三年成绩突出而免试直升高中,但训导员多次“训”其“读书太杂、思想不纯”,霍松林因此与之争吵,并不愿检讨,学校最后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谁知后来竟因祸得福,霍松林考上了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国立第五中学,不仅免交饭钱,更得以遇上许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教书的老师。  

  至于学术研究、立论著文,霍松林更认为,必须求真求是、新见迭出,决不随波逐流,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因为这样的执着,他也受到了极大的牵连。  

  1958年开始,霍松林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在反对“厚古薄今”运动中,霍松林从不承认有罪,而且辩若悬河,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文革”之初,霍松林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扣上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其间几次因哮喘病发作昏迷,到医院打强心针才被救醒。  

  与此同时,夫人胡主佑及孩子均被株连,下放达十年之久。  

  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松林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尽管当时的学术气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他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而今天,形象思维已然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了。  

编辑: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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