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兰写下日语名字“水崎秀子”和中文名。 澎湃新闻记者 于亚妮 图
有一次她从长春坐飞机回沈阳，宗开国有事，派人去机场接她。她比宗开国先到家，家里的朋友们让她藏到楼上的房间里。宗开国赶回家后，大家逗他太太没回来，让他一顿着急。
“太太时光”大概只持续了半年，宗开国打仗去了。“往日打仗不兴带家属，他出发了，把我撂了。”
王玉兰从此没了丈夫的消息。“他走了，我也没个地方去。”她中文说不好，也不敢多说话，“心里整天咚咚咚，怕一句话说错了就坏了。”
王玉兰孑身一人，等不到宗开国，别人把她介绍给另一个当兵的雷国顺。比起宗开国，雷国顺是个“小兵”。
“小兵”的二房媳妇
1949年，雷国顺把王玉兰领回陕西老家，起初把她留在商南县城，没敢领回村。他家里还有一个老婆，父母包办的。
王玉兰后来跟养女宋秀梅回忆，雷国顺跟家里人讲，这个女人不会针线活，但是人家识字，就把她带回来了。“后来啥都学会了，会放线、会做针线，做鞋做得好呢。”宋秀梅告诉记者。
这个曾经的军官太太很难向谁哭诉心里的委屈，陕西话也说不明白。
她后来的儿媳刘改凤听说，婆婆当年来村里时，烫发，黑裙子，戴着金镯子、金项链，穿着高跟鞋，皮的。之后没钱，把首饰都卖了。
宋秀梅告诉记者，母亲从东北回来时带了一块怀表，还带了一床丝绵的被子，后来从雷国顺家出来时，都给他留下了，什么都没拿。
跟雷国顺生活大约一年后，两人到公家办了离婚。
后来，村里的刘姓妇女主任把她介绍给村民宋治福，他比王玉兰大一岁。
宋治福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很穷，住草房。王玉兰还是答应了，她说宋治福也可怜，自己也可怜，两个人在一起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们结婚，没有孩子。结婚几年后，从别处抱养了一个2岁女婴，起名宋秀梅。宋秀梅记得父亲说他们家就像《红灯记》里的三口人，一家人三个姓。
那时流行看样板戏《红灯记》，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三代和日军斗争的故事。
在宋秀梅印象中，父母总是吵架。父亲宋治福是个勤快人，但一个农民挣不了什么钱。“母亲浪漫惯了，吃的穿的用的都要好的，喜欢在外头串门，父亲看不惯。”
王玉兰每年过年都要给女儿办置新衣服，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宋秀梅记得有一年，父亲说今年没钱不要给她买新衣服了，母亲说：“就一个小孩你还不给穿，买！”
贫农的糟糠妻子
宋秀梅听母亲跟她讲过一个“东北男朋友”的故事，母亲曾以为他打仗死了，才嫁给了雷国顺。
和宋治福结婚一两年后，有一个男人找到他们家。男人从东北出发时，身上带着1000大洋，路上花光了，一路要饭到了陕西，打听到他们家院子。
男人问邻居王玉兰是不是住在这里，邻居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说院子里从来没的这人。男人说他打听过，叫他见一面就行。邻居怕男人把王玉兰领走，没说实话。
男人走了。过了五六天，邻居才把这件事告诉王玉兰。
王玉兰哭了很多天。
但宋秀梅不记得这些了，她只记得当时家里吃上顿没下顿，“都吃不上哭啥嘛”。
那时候，商南县在生活上照顾身份特殊的王玉兰。
宋秀梅记忆中，母亲花八毛四去粮站领香油，回来可以两块五卖出去，赚些零花钱。她用零花钱买水果糖、雪花膏。
别人穿的都是老粗布，母亲穿深蓝色的好布料，是全村最好的。宋秀梅上小学，穿的也是班里最好的。
小学一年级，宋秀梅和班里同学吵架，同学骂她，“你妈是日本人！”她不信，回家问她妈：“人家说你是日本人”，王玉兰骂小孩。
学校的小孩不依不饶，说你妈就是日本人。后来王玉兰承认了，告诉宋秀梅：“你就说我妈是日本人你能咋？”
宋秀梅第二天找小孩：“我妈就是日本人你能咋？”小孩被宋秀梅的理直气壮灭了气焰，“我说你妈是日本人啊，你还不信呢”。
同学们表面嘲笑，心里好奇日本人什么样。宋秀梅说很多同学借到她家玩的名头，来看母亲。
也有小孩上学路过她家门口，朝里面大喊一句：“打倒日本鬼子”！刘玉琴就是其中一个，王玉兰不搭理她。
在村里，王玉兰的人缘好得很。因为识字，她成了供销社的售货员，管记账。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帮忙，王玉兰几天几夜去帮忙，尽心尽力。
1976年，宋治福病死了。宋秀梅觉得父亲生病是因为和母亲整天吵架，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得了坏病。
王玉兰很快改嫁，嫁到了丹凤县白李湾李明堂家。宋秀梅劝她不听：你到哪去都是给人家养小的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