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任白
任白，1962年生，诗人、媒体人，发表诗歌、小说数十万字。长春《新文化报》总编辑。该报是吉林省发行量、影响力最大的日报。
据说，每个诗人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认识任白老师之后，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大多数诗人，起码任白，是忧患的。
因为长久地注视星空，看得见夜空中闪烁的先贤智慧的星光;因为深沉地热爱这片土地，听得到失语的人群心底空洞的呼啸;因为在无人处时常翻开内心的井盖，偶尔会泄漏出积郁的沼气……他们的躁动和不安，来自深深的忧患。
崔健“被勒令退休”后写下了《留守者》，不是为了坚挺地活在歌迷的心中，而是为了献给所有在自己的国土上坚守信仰的被勒令退休人们，写给老人，写给儿童，写给妇女。他离开了虚无的舞台，却让自己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在崔健身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于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在任白身上或者他的诗里，也有这样的光——任白带着些许非此即彼的思维，写下了他的“耳语”。
他把《耳语》献给“这个最好和最坏的年代，献给希望的春天和绝望的冬天，献给芜杂的历史……献给最好和最难的爱”。在这个连崔健都要认怂的时代，任白没有向谁“呐喊”，但，谁又能说这样的声音是无意义的?事实上留守者需要坚守信仰的勇气，漂泊者用异国生存换取内心自由，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二者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言，既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都是应该鼓励存在的。
无处安放的时代烙印
有时候，人生的最终解释权，并不归自己所有，所以人们总是想留下一些曾经存在的证据。写下《耳语》时，任白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是时代与他个人的双重心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