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乡村卖艺数十年 太行"盲宣队"故事将上银幕

　　>>专访人物：

　　刘红权，男，47岁，山西左权人，太行“盲宣队”队长。

　　专访背景：近日，有网媒关注了山西左权盲人说唱队游走乡村几十年卖艺的故事，太行“盲宣队”再次成为网友聚焦的热点话题。昨日，华商报记者专访被音乐学家田青称为“当代阿炳”的盲艺人刘红权时获悉，以太行“盲宣队”为原型的电影《没眼人》经过十余年拍摄，近日接近尾声，明年有望与观众见面。

　　>>与按摩相比，唱歌更自在更快乐

　　华商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刘红权：我是山西左权县人，1969年出生，先天性失明。我家在县城，母亲也是盲人，小时候，游走于太行山一带的“盲人宣传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一带的盲人为讨生活，结队赴乡村演出，以说唱为主，抗战期间成为八路军的特殊情报队，以下简称“盲宣队”）经常到我家聚会，受他们影响，母亲很爱唱歌，洗锅、刷碗、补衣服都是在歌声中度过。我是在“盲宣队”和母亲的歌声中长大的，自然而然喜欢上了唱歌。

　　华商报：听说你学过按摩，与“盲宣队”相比，按摩更稳定，收入更有保障，你为什么选择在太行山上游走流浪，过着流离失所、风雨飘零的日子？家人支持吗？

　　刘红权：家人希望我过得好一些，生活安稳一些，从小让我学习按摩。尽管我按摩的手法不错，但那不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唱歌，喜欢音乐。从事按摩工作那几年，我经常在没有顾客时拉二胡、唱歌，屡屡遭老板批评，一气之下，我辞了工作，加入了“盲宣队”。与按摩相比，唱歌更自在，更快乐。

　　华商报：“盲宣队”现有多少人，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什么时候成为队长的？

　　刘红权：“盲宣队”现有11人，都是男性，我是1995年加入的，大约2012年左右成为队长。

　　华商报：“盲宣队”队员有哪些特点？

　　刘红权：队员们都喜欢吹、拉、弹、唱，有的擅长唱歌、唱曲，有的擅长二胡，有的擅长锣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长。

　　华商报：你喜欢唱哪类歌？你的特点（风格）是什么？

　　刘红权：我喜欢唱反映盲人、老百姓生活的歌，一是群众喜欢，二是真实有生命力。如《光棍苦》所唱的“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真实反映了盲人的生活和感受，很容易引发共鸣。乡亲们说我的歌声苍凉而又高昂，雄壮而又铿锵，许多乡亲、专家学者称我是当代的“阿炳”，我说不敢当，只是自己喜欢唱而已。

　　华商报：你唱的歌大多是继承下来的民歌，还是自己创作的原唱？

　　刘红权：有继承下来的民歌，如《光棍苦》《冯奎卖妻》等，也有自己的原唱，如《谁说桃花红》《问天问地问爹娘》等。

　　华商报：你最喜欢、最拿手的歌曲是什么？唱歌时什么感觉？快乐吗？

　　刘红权：我最喜欢唱《光棍苦》《冯奎卖妻》《谁说桃花红》等。正像书里说的歌为心声，我觉得歌声是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呐喊。歌唱时，我会放下一切，忘记一切，内心无比轻松，身心极其快乐。群众的掌声告诉我，他们喜欢我唱歌。

　　华商报：视频中看到你唱歌时总高昂着头，为什么？

　　刘红权：盲人无法和观众进行眼神交流，每次唱歌时，我总是不自觉地昂起头，全身心投入。时间久了，就成了习惯，观众说我有个性，向天而唱。（笑）

　　>>“太极传统音乐奖”

　　前三名中唯一中国人

　　华商报：“盲宣队”有固定的训练场所没有，编排一场演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刘红权：为了方便排练，左权县文化局给我们提供了专门的训练场地，编排一场演出一般需要一个月。

　　华商报：在农村，“盲宣队”一场演出收入有多少？队员们如何分配？

　　刘红权：最初在乡村演出没有收入，乡亲们管吃管住就不错了。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每场演出收入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队员的收入采取“工分制”，比如唱一首歌记几分，打一场鼓记几分，队龄超过几年记几分等，每月根据工分算收入。高一点的，能拿到千把元，一般的，就几百元。

　　华商报：“盲宣队”的活动方式是什么？至今，你们走了多少村子，跑了多少路，唱了多少歌？

　　刘红权：2003年以前，一直是游走在乡村。左权县200多个村子，每年基本要跑两趟。走过多少路、唱过多少歌，没有算过，每年走路走坏的鞋子倒有好几双。2003年后，我们开始在北京、杭州、长沙等地演出，今后赴外演出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

　　华商报：一群盲人走村串庄，困难可想而知，有向导吗？

　　刘红权：很少有向导，队员李彦红有微弱的视力，大部分时间是他走在最前面，其他队员相互搭着肩膀，互相搀扶，步履蹒跚地走过一村又一庄。

　　华商报：唱歌是一种倾诉的方式，你倾诉的对象是谁？是生活，还是某个人或某些人？

　　刘红权：我不是为某个人而唱，我是为生活而唱，为自己而唱。

　　华商报：除了游走在乡村演唱，有没有登上更大的舞台？哪次演出给你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为什么？

　　刘红权：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10月1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演出，那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左权，在正规的舞台上演出。晚会的主题是“阿炳还活着”，主持人是著名的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很多知名的音乐人，如成方圆、崔健、王昆、宋飞等，专家的肯定让我们更加自信。此后，我们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湖南电视台等做过演出。

　　华商报：截至目前，你获得的最高奖是什么？

　　刘红权：2014年初，“盲宣队”获得了“2013感动山西特别大奖”，同年9月25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太极传统音乐奖”评选中，我是唯一进入前三的中国人。

　　>>阿炳的“三不穷”精神

　　照亮我前行

　　华商报：你和浙江卫视主持人亚妮是怎么认识的，听说她准备以你们为原型拍电影？

　　刘红权：2003年，亚妮来太行山采风时遇到了我们，从此和“盲宣队”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十年来，她一直关注着我们，表现我们故事的电影《没眼人》拍摄了十多年，即将拍摄完毕，明年有望和观众见面。

　　华商报：电影中你们以什么身份出现，群众演员还是主角？

　　刘红权：我们是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主角。整个电影，专业演员只有两人，戏份很少。

　　华商报：游走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危险，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刘红权：太多了。一群盲人在乡村行走，经常面对的是羊肠小道。下雨时，大家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有时丢了鞋子，怎么都摸不到，气得人想骂娘；有时摔倒了，满脸是泥，疼痛不止……一次，一位队友不小心掉队，大伙找了大半天才找到……

　　华商报：你有没有偶像？听说过阿炳吗？你认为他的哪些精神值得你学习？

　　刘红权：阿炳是我最崇拜的人，也是我的偶像。阿炳的“三不穷”（人穷志不穷——不怕权势；人穷嘴不穷——不吃白食；人穷名不穷——正直）精神一直指引着我，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华商报：你心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想不想组建自己的家庭？

　　刘红权：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我曾经很向往，也经历过。和女友分手后，我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歌唱上，至今单身。以后会不会再次经历爱情，一切随缘吧。

　　华商报：听说你有30多个“干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刘红权：（笑）农村人担心体弱多病的孩子成活不了，讲究找个干爹，最好是残疾人，离本村越远越好，最好姓刘（谐音“留”，取“留住”意）、姓陈（谐音“成”，取“成活”意）、姓赵（谐音“照”，取“照顾”意）。这些年来，找我做干爹的有30多人，最大的30岁，最小的上幼儿园。

　　华商报：人常说“歌以明志”，你的“志”是什么？

　　刘红权：我没什么志，如果有，那就是把歌唱好，把自己的事做好。

　　华商报：未来有什么打算，有无考虑出专辑、收徒，会不会一直游走乡村唱下去？

　　刘红权：2003年，我们曾出过VCD《悲情太行》，销量不错。近几年没有再出过，下来我们会考虑再出。我们“盲宣队”年龄最小的40岁，最大的近70岁，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同样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4年，太行山周边的盲艺人成立了“太行盲艺人联谊会”，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以继承、弘扬民间艺术。2015年3月，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左权一盲校成立了“刘红权音乐传习所”，目前有20多个盲孩子在学习，希望解决“盲宣队”后继无人问题。

　　乡村是盲艺人的艺术源泉，也是盲艺人的根，我们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乡村，将一直在乡村游走演唱。 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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