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头丢失案

　　1987年，价值40万的俑头在秦俑馆被盗，一号坑第二次发掘被停，省考古所失去秦俑“挖掘权”

　　王学理，陕西省考古院研究员，参与一号坑第一次发掘。发掘被叫停后，他继续留在坑内从事5个探方的发掘清理工作。

　　他回忆说，在那时，秦俑考古队与秦俑馆在工作流程上已有摩擦。

　　当时考古队的一名成员说，白天展览期间秦俑馆不让运土，外宾入坑参观前，馆里让他们快点打扫卫生，并停工放假。

　　1979年秦俑一号坑停止发掘以来，陕西省多次要求恢复发掘，但国家文物局一直未批。

　　1984年，陕西文博考古体制进行调整。

　　陕西省考古所并入省文物局管理，不再隶属于省社科院。1985年，又撤销了原先的“秦俑考古队”，由陕西省考古所重新组建“秦陵考古队”。队长由所长石兴邦兼任，王学理任常务副队长。

　　当时，主管文物管理的副省长孙达人要求，文物发掘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展览陈列归秦俑馆。

　　此后秦俑一号坑于1986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第二次发掘。

　　就在挖掘进行地如火如荼时，1987年2月17日晚，当地5个村民翻窗进入秦俑馆，撬开考古队的杂品库，在堆满考古工具的库房里，偷走一个将军俑头。

　　这个价值约40万的俑人头，在半年后被追回。首犯被处以死刑。

　　而考古队的发掘工作又被叫停，省文物局责成队长石兴邦作深刻检查;撤销王学理一切职务、取消个人发掘领队资格两年。

　　6月16日，现年75岁的王学理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被盗的将军俑头应是先前“秦俑考古队”与秦俑馆交接时的物品，责任不该单独由他们考古队承担。

　　陕西文博考古“改制”

　　秦俑馆获准成立秦俑考古分队，获权挖掘兵马俑坑，编写的兵马俑发掘报告引起世界轰动

　　由于“将军俑头”案的发生，考古所永久失去了挖掘秦俑的机会。

　　1988年6月23日，陕西省文物局再次对文博考古制度进行调整。

　　省文物局下发通知指出，原先的体制不顺，工作脱节，也不利于各项工作的管理和开展。并且发生文物丢失，造成严重损失。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陕西省文物局决定，在秦陵考古队下成立秦俑分队，全面负责承担秦俑馆内一、二、三号坑的考古发掘工作。

　　但这支“秦俑分队”其实并不再属于考古所。

　　省文物局的通知表示，秦俑分队，行政上受秦俑馆领导，业务上仍受省考古所指导。秦俑分队所需考古业务人员原则上由秦俑馆自己设法解决。

　　于是，发掘秦俑的权利从省考古所被划到了秦俑馆。

　　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袁仲一调任秦俑馆馆长，同时兼任考古所副所长。

　　在袁仲一的主持下，秦俑馆先申请发掘的是兵马俑三号坑，1989年9月27发掘结束，并对外开放。这个坑很小，仅有62件武士俑，且是两面相对，夹道式排列。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军队指挥部。

　　随后，秦俑馆编写了《兵马俑一号坑考古发掘报告》和《铜车马考古发掘报告》，在考古界引起轰动。

　　后来袁仲一也被外界称为“兵马俑之父”。

　　携手探秦陵后积怨

　　省考古所缺经费与秦俑馆合作勘探，秦俑馆借铜鼎展览，考古所索要未果，两家成隙

　　在1988年省文物局对省考古所的工作调整之后，失去秦俑“发掘权”的“秦陵考古队”，将勘探范围集中在秦陵主陵部分。

　　但是从1988年到1994年，秦陵考古队的勘探发掘进展并不顺利。

　　省考古所内部人士说，这跟当时所领导不重视有关。领导的兴趣不在秦陵，工作不会向这边倾斜。考古队有钱了就干点，没钱就停。

　　1998年出现转机。国家兴起西部大开发计划，陕西省提出打造周秦汉唐文化基地的概念。

　　“在此机遇下，陕西省考古所开始大规模勘探秦陵。”段清波说。

　　那年，段清波担任秦陵考古队队长。

　　由于缺少经费，他去找秦俑馆合作，提出由秦俑馆承担发掘的全部费用，双方共同组建考古队，发掘秦陵陪葬坑。

　　秦俑馆内部人士说，1998年以后，秦俑馆二号坑全面发掘停止，他们正好将兴趣转移到秦陵这边。

　　秦俑馆于1994年对二号坑进行发掘，但发掘出的彩俑遇到空气后，彩绘开始翘边剥落。当时负责发掘的秦俑馆前副馆长张仲立说，“主要是考虑彩绘保护问题，他们把发掘停下了。”

　　在秦俑馆与秦陵考古队合作的几年内，他们勘探发掘了秦陵的“石铠甲坑”、“百戏俑坑”、“水禽坑”等20多座陪葬坑。

　　在百戏俑坑的试掘过程中发现举世瞩目的秦陵大铜鼎，结束了秦代没有铜鼎出土的历史。

　　但是重要文物出土后，两家合作单位开始为文物归属权和考古发表权发生争执。

　　1999年，秦俑馆将秦大铜鼎借走展览，一直没有归还。

　　为此，考古所提出要求，铜鼎放在博物馆展出，博物馆应将门票收入分给考古所做提成。秦俑馆没有答应。

　　双方由此出现裂痕，合作不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