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组织之所以能“吸引人”，首要因素往往不是用他们编织的“快速致富的梦想”去诱惑人，而是用表面纯净、平等、关爱的环境，让新进人员在这里有认同感、归属感，让事业失败者、缺乏者或是到处碰壁者暂时远离喧器、忘却人性的淡漠，实际上是为能让他们自愿掏钱做心理铺垫。

　　传销组织往往有一套《生活经营管理20条》，冠冕堂皇地要求每个业务员遵循并形成表面上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的确有一些人在这里暂时找到了家的感觉，精神上得到了愉悦和抚慰，他们被迷惑了，就留下来了。

　　受访的南昌、宜春、九江等地工商、公安“打传”人士说，严密的组织性是传销活动的最大特点，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个体的对抗力量往往非常薄弱。一旦有人稍有清醒想退出，传销组织将百般阻挠，也根本不会退钱，甚至对其实施人身自由限制。

　　40多岁的郑素华，面对本刊记者，只是一味地泪流满面，儿子卢正才身体不可预知的未来、眼下沉重的医疗费，让这位脸颊黝黑的农村母亲忧心忡忡。

　　本刊记者日前在宜春市采访时，恰遇卢正才为逃离“传销窝”而跳楼住院。在宜春市中医院的病床上，性格坚强的卢正才一想起自己在“传销窝”里的经历仍心有余悸，而想到自己因跳楼导致的腰椎体压缩性骨折、跟骨粉碎性骨折，并且今后很有可能落下残疾，他流着泪告诉记者：“传销就是我的噩梦。”

　　“罗双是我初中同学，又是同一个乡的，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经常在我家吃饭。3月下旬，我们还一起为我过生日，我们谈起要出去打工赚点钱。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表哥在江西，说那边有个工程，他先去看看，如果不错的话，再打电话叫我过去。

　　“4月上旬，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和女朋友一起过去看看这个工程，如果不行，大家一起回四川。4月15日，我和女朋友坐上了来江西的火车，16日下车后，罗双来接我，并且把我们安排在火车站旁边的旅馆里，说是让我们先休息。

　　“第二天，也就是4月17日，他说要先上两天的课，于是把我带到一个二楼的出租屋，进去后有四个单间，一个厨房一个厕所。里面有两三个人。后来很多人陆续回来，听口音很多是四川人。有人开始讲课，我就发觉这是新闻里说的传销，我立即就想走，还拿起了刀子，但被众人压制住。我的手机被他们收缴了。

　　“17日下午两点来钟，有人恐吓我：‘这是江西宜春，不是你四川，你就是逃到四川我也可以找到你，你也是死路一条。’”

　　“他们怕我逃跑，一天24小时都有一个很魁梧的人跟着我，连上厕所都不例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已经派人在旅馆‘盯’我女友了。我在里面呆了三四天，一分一秒地煎熬，吃得很差，用盐腌的莴笋下饭。我想我死也要出去。”

　　“我时时在找机会出去。到了20日，我说想烧点开水喝，盯着我的人同意了，水烧热后，我趁他不备将水浇在他身上，然后跳楼逃跑。但是，跳下楼后两只脚没有了知觉，人不能动了，我是挣扎着爬到一楼的人家里，给110打了电话获救的”。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目前，各地传销活动暴力化倾向凸显。传销人员以“找工作”、“合伙做生意”、“外出旅游”、“网友会面”等为借口，把他人骗至传销窝点后，实行严密控制，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等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逼迫其从事传销活动。被骗人员因想脱离传销组织而发生的跳楼致残致死事件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