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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友仁老人与两个儿子、孙女、孙女婿一起合影
赵友仁年轻时的照片
1949年5月21日，西安解放第二天，24岁的赵友仁站在街上，好奇地望着这座获得新生的古城。身着灰色军服，戴着无标识的军帽，扛着一支长枪，他成为西安解放后的第一代警察。
他当时没想到，自己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更没想到，两个儿子后来也当了警察，一个孙女也是警察。
警察就代表政府
60年前的西安，政府街道办事处还未成立，警察还没细化警种，只要是警察，就代表政府，啥都管赵友仁出生在陕西澄城县的一个普通农家。1948年元月，24岁的赵友仁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西北抗大分校(后来叫东府干校)学员。
“当时，抗大分校主要分有公安班、党政班。吸收的都是一些有知识、政治清白的年轻人，我在公安班学习，这是我们党为解放西安、接管城市做准备的。”但赵友仁和战友上课还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队就反扑，他们只好从合阳撤退到韩城继续上课。
次年3月，西北野战军解放了大荔县，学校随部队迁入，随之设立大荔干部学校。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赵友仁和战友随部队由北向南，过泾渭穿草滩，从北门进入西安城。进西安城时已是21日，西安解放的第二天。
当时赵友仁穿灰军装，戴军帽，从西大街到东大街，扛着长枪巡逻。因军事管制，赵友仁在大半天仅见到了一个行人。“西安刚解放，我们跟随部队接管国民党的旧警察局、特务队等。”在旧警察局和特务队基础上，分别成立西安市军政委员会(即西安市公安局前身，1950年后设此建制)、公安分局和派出所。
西安解放初，赵友仁被分到西安市军政委员会一区公安分局(一部分隶属现在的公安碑林分局，另一部分隶属现在的公安新城分局)建国路派出所。“那年月，还不叫警察，叫公安干部，成立了西安市公安局以后大家才称呼人民警察的。”赵友仁回忆说。
当时西安城共分11个区，每区都设公安分局，后来才形成了新城、碑林、莲湖城三区和郊区，1979年以后，与行政区域相配套，又分别成立了雁塔、未央、灞桥3个公安分局。
60年前的西安，政府街道办事处还未成立，警察还没细化警种，只要是警察，就代表政府啥都管，包括巩固政权、服务阶级斗争、抓潜伏特务，还要管治安、卫生、户口等。
赵友仁和战友们吃住都在派出所，随时要出去执行任务。“解放初警察的担子很重，新政权尚未牢固，任务超负荷的，就是谁结婚了也不能常回家。”忆当年情景，赵友仁禁不住笑了，“我们就兼管政府行政管理，老百姓有啥事都寻派出所。”
扛着长枪抓特务
只有所长有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赵友仁和其他警察一样，执行抓特务任务时都扛着一支长枪“刚解放时，军政委接管旧警察局，一部分恶贯满盈的伪警察被法办，一部分表现好无罪恶的改造后继续当警察，还有一部分遣送回家了。留下当警察的，一半年后大多都走了，留下来继续干的只是极个别表现非常好的。”
那时，刚解放，很需要人。“招警察就跟现在招治安员差不多，只要稍微有些文化，政治清白，没有违法犯罪记录就行。”赵友仁说。
1951年后，随着政权巩固和职能完善，政府街道办事处逐渐设立，有了街道干部，警察的负担才慢慢减轻。“那年月，就没有 警察装备这个词。”大家都身穿灰色粗布军装，有帽子，但无专门标识，军装就是标识。一个派出所也就10多人，赵友仁的所长有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是收缴充公来的。赵友仁和其他警察一样，执行抓特务任务时都扛着一支长枪。
赵友仁回忆说，就是这长枪，也不统一，有三八大盖、有马枪，还有汉阳造，也有土枪。打一枪得拉一下枪栓，弹壳才能蹦出来，然后，再使劲拉一下枪栓，子弹重新上膛，才能射发第二颗子弹。
“出警?当时还没这个词，那叫执行任务。我们执行任务抓特务，随身携带的都是好几根粗麻绳。手铐，没听过也没见过。”每次出去执行任务得四五个人，抓了特务或坏人，就用麻绳将其双手反绑，押着一路走回派出所。
大约从1951年以后，状况好起来。警察配发崭新的警服，统一是米黄色制服，戴大盖帽，大家将这种帽子叫硬壳帽。那时，胸牌不是警号，而是印有“中国人民警察”字样;没肩章，但有领章，领章一侧是“中国人民警察”标识，另一侧是像汽车车牌一样的警号。
当时公安分局才有两辆吉普车，也还是美式的或天津造的，下来就是几辆被叫做偏斗的三轮摩托车。两轮摩托车都是稀罕物。
派出所最好的装备是自行车，而且还只有一辆，大多是所长开会或有重要情况时用。通讯主要靠手摇式电话和通讯员跑腿。
回答贺龙问题
“当时，我哪里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贺龙，我只是一个小警察，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
解放初，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军管会主任。
“我记得是西安刚解放没几个月，天稍微有些冷，大概10月份吧。”赵友仁回忆。
当时，敌特活动较猖狂。一天晚上七八点钟，赵友仁在建国路派出所值班。突然一声枪响，他扛着一支长枪撒腿跑出派出所寻找枪声。枪声大概是从大差市方向传来的。
正跑着，突然有个穿皮靴的年轻军官拦住去路，问他：“哪里打枪?为啥打枪?”赵友仁回答：“我也正在找，大概是大差市方向，为啥打枪正在查。”这个年轻军官说自己是贺司令的副官，司令准备外出时听到枪声，让请一个派出所的民警问问情况。
赵友仁就跟着这个人来到以前军阀高桂滋公馆，这里与张学良将军公馆仅一墙之隔。当时这里是军管会办公地。“在这里，我见到了贺龙司令员，还见到了他的夫人薛明。”赵友仁说，贺龙很和蔼，没有一点架子，向他询问西安城里基层的治安情况，他一一如实回答。“当时，我哪里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贺龙，我只是一个小警察，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没想到，贺司令对治安这么关心，对我一个小警察也很尊重，了不起……”
警民关系很融洽
谁家来了陌生人，不用警察上门，老百姓就举报了，几乎在陌生人来投奔亲友当天，警察就知道了“那年月，警察抓人谁还敢反抗?被抓的都乖得很，特别是政治犯，一听说是警察，就乖乖地跟着走，都不敢犟嘴。”赵友仁说。
当时西安城里入住的人口都很固定，人员很少流动。谁在哪个巷子哪个院子住，谁家有几口人干啥的长的啥模样，每个管片警察心知肚明。而老百姓们常住一起，谁家有个风吹草动都知道。
没事时，赵友仁就夹个厚厚的户口册挨家挨户去查户口，看谁家有陌生可疑人员。当时规定，外地人来西安超过3天，都必须申报临时户口，就像现在的暂住证。
当时，老百姓心都很齐，只要发现有坏人坏事，就连刚懂事的小孩都踊跃举报。谁家来了陌生人，不用警察上门，老百姓就举报了，几乎在陌生人来投奔亲友当天，警察就知道了。警民关系融洽得就像一家人。
为不骚扰百姓，警察纪律也很严格甚至苛刻。警察到老百姓家不能喝一口水，更不能吃饭。
对于接管过来的旧娱乐场所，如大烟馆、妓院等，警察不能随便进去，须有命令，即使有命令，也不能独自行动，须由两三人一起才能去这些地方。1954年，这些娱乐场所被政府彻底取缔。
1955年，警察有了统一的仿苏式警服——上白下蓝，大盖帽上顶着国徽，金边红领章。赵友仁因工作出色，从派出所副所长升到所长，后又调到碑林分局治安科当科长。
1956年后，随着新中国政权稳固和治安好转，警察们终于可以不用吃住在单位了，可以在不值班的时候回家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砸烂公检法，赵友仁也未能幸免，被下放到蒲城县。1974年后，赵友仁重新回到西安，被分配在市建委环保办政 工科当科长。
1979年，公安干 部归队政策落实后，赵友仁重新成为警察，被分到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户籍科任科长，直到1987年12月离休。
两个儿子当警察
一共6个孩子，4个儿子、两个女儿;二儿子赵小平和三儿子赵小奇随了赵友仁当了警察
赵友仁有6个孩子，4个儿子、两个女儿。二儿子赵小平和三儿子赵小奇随了父亲，也当了警察。
1981年，26岁的赵小平还在西安晶体管厂当工人，老三赵小奇，24岁，在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当办事员。这一年，政府从各大企业单位选拔一批较为优秀的青年补充进公安队伍。经过一系列考试、政审和面试，赵小平和赵小奇如愿以偿双双当上了警察。
作为生在红旗下的50后一代，弟兄俩从小就觉得警察很神圣，能当上警察是件光荣的事情。
经过短期业务培训，赵小平被分配到刚成立的西安市公安局交通派出所(即公交分局前身)。赵小平到交通派出所报到时，里面一共才10多个人，他和新选拔的50多人都成了交通派出所的警察。主要职责是，维护全市公交车上的秩序，抓捕在公交车上和站牌下的绺窃分子以及打架斗殴等案件。
而赵小奇则被分配到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刑警队，成为一名刑警。“雁塔区主要是文化区，高校多，还有一些轻工业企业和村子，几乎大多是粮棉生产村和蔬菜生产村，当时整个雁塔区的刑事案件极少。”赵小奇说，“那个时候，贼偷谁家一只羊，偷了谁家一辆旧自行车都是主要的刑事案件，偷盗30块钱以上，就可立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随着时代发展和变迁，警察的职责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前的打击国内外敌对特务和反华势力到服务于阶级斗争，维护社会治安，再演变成服务于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经济转型带来冲击
当时人财物流动加速给社会治安带来冲击;各类刑事案件高发，公安机关严打斗争一次接着一次
1983年，新式警服更换，赵友仁和儿子赵小平、赵小奇脱下上白下蓝警服，换上了橄榄绿警服，警服臂章上细化有公安、铁路、司法、森林、边防等警种。
赵小奇说，当时刑警队装备不能和今天比。那时整个刑警队只有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这还是勘查现场和侦破一些重大案件时的交通工具。其余民警每人配一辆自行车，不过，大都是些旧自行车。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员、财力、物力尚在萌动期。警民关系与“文革”前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举报线索，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都有所下降。而基层派出所民警必须掌握“五知”：知人知名、知家庭、知地址、知经济来源、知其现实表现。因此，户籍民警天天夹着厚厚的本子挨家挨户查户口，掌握熟悉辖区每户情况。
同时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特别是1983年后，各类皮包公司、骗贷案件和合同诈骗案件趋多。随后服装、轻工、零售等各种批发市场开始兴起，人财物流动加速，直接给社会治安带来冲击。各类刑事案件高发，公安机关随之组织严打斗争，一次接着一次。
相较而言，警力出现不足，装备较为落后。犯罪分子开着高档越野车或者小轿车，手持对讲机、BB机、大哥大作案，警察开车追不上犯罪分子时有发生。因为当时一个派出所只有一辆车，还是面包车。
在这时，有些基层党政部门将警察当成一般行政干部使用。警察不得不参与非警务活动，帮着有关部门催缴公粮和乡统筹甚至计划生育工 作。老百姓中便流传出一种 对警察的误解——“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正因种种因素，警民关系出现微微裂痕。1990年，橄榄绿的警服 又发生新变化：红领章换成了领花，平板肩章变成了金色盾牌。
孙女也当了警察
2003年6月5日，经国家 公务员考试，赵友仁的孙女、赵小奇的女儿赵晶晶被西安市公安局录用为正式民警 装备滞后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改善。1991年，派 出所警察基本都配上了对讲机、BB机和摩托车。1992年，吸收军队和其他各国先进体制，结合我国实际，中国警察开始实行警衔制度。橄榄绿的警服也随之变化：领花、肩章不变，从领花形状和肩上蓝盾形状不同而区别警衔。1995年，区别警衔的领章换成了肩章上的区别，从警员到总警监不等。其间，警察装备也不断增加，盾牌、防暴头盔等一应俱全。
2000年下半年，警服再次变化：橄榄绿换成国际警察蓝，和国际上进一步接轨。
和警服变化一样，警察的装备也正发生巨大变化。电脑、手机、摄像机、照相机逐渐运用到警务活动中。
2003年6月5日，经国家公务员考试，赵友仁的孙女、赵小奇的女儿赵晶晶被西安市公安局录用为正式民警，成为公安新城分局110指挥中心民警。这一年，赵晶晶刚好20岁零6个月。
因为爷爷、二伯和爸爸都是警察，年少时，赵晶晶就对警察职业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小时候，赵晶晶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时，她从来不当小偷的角色，“因为我爸爸就是警察，我不能当坏人……”她对爸爸的崇拜，最终使得赵晶晶萌生了长大当警察的愿望。2006年5月份，赵晶晶和田朝宁走入婚姻殿堂，而她的丈夫田朝宁也是西安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这时，随着公安机关“三基工程”的深入和警务信息化平台建设，警察装备发生巨大变革。2007年，单警八大件装备配发基层民警，防割手套、防弹背心、防刺背心等已不再新鲜，DNA鉴定早已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作用。
2007年下半年，警务平台实现全市全省和全国公安机关联网，信息资源共享，失踪人口信息网、全国追逃人员信息网等正式启用。全市公安机关建立警务进社区，包括偏远的农村也有了警务室，偏僻山村派出所也配备了电脑。
而在2008年奥运安保期间，西安警察拥有了第一架警用直升机，消防坦克、消防机器人也投入公安消防战斗中。
2009年5月，经过12年的历练，西安市终于获得了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荣誉——长安杯。当赵友仁知道消息后高兴得热泪盈眶，“这都是一代代警察们60年来共同努力才赢得的荣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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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服变迁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警察制服经历过五O式、五五式、五九式、六五式、七一式、八三式、八九式、九九式八次沿革换装，色彩主要为绿、白、蓝色系。
1966年3月公安部就民警的服装制式改式问题向国务院写了专题报告，提出新式的民警服装制式、技术规格和质量均与解放军干部相同。1966年7月2日，经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报告，全国实行这一服装制式。
1972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改革人民警察服装的通知》。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公安部开始着手人民警察服装制式的改革工作，至1983年完成设计，此即八三式警服。经中共中央批准，1985年全国民警统一穿着新的警服。
1989年6月30日，公安部、财政部联合通知，对八三式警服进行改革。八九式警服基于八三式，公安臂章由悬挂式改为直接缝制在夏装与冬装上，臂章的款式相同于八三式。1990年5月1日，公安部规定八三式警服取消红领章，改为佩戴松枝衬托红色盾牌的领花。
2005年7月18日，公安部、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所有警种衬衣全部统一为浅蓝色，扎系深蓝色领带;高级警官仍保持以前的白色衬衣。 E輦輴〇
2009年9月23日，84岁的赵友仁在家里看电视，左手边放着一根拐杖。他正看电视里有关国庆的新闻。当警察当了一辈子，如今年事已高，行动有些不便。
一阵敲门声后，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政委鲁鸣等人进来了。赵友仁想起身迎接,被鲁鸣劝住。鲁鸣受局长王新胜委托给赵友仁佩戴了一枚金光灿灿的金质纪念奖章，这是西安市公安局给从警40年以上老警察授予的一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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