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反调

　　举国体制“增强版”的设计，即使是体育系统内部，也始终不乏不同的声音。

　　此前半年，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棋牌司原司长王汝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预期：“举国体制总会变的，变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难道举国体制还会像从前那样坚持下去?”

　　而一位为举国体制摇旗呐喊多年的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亦表示，从学术角度出发，自己并不赞成，“举国体制终究还是要顺应时代潮流才好”。

　　学界的这一思潮，曾经在7年前有过一次集中的爆发。但无果而终。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的李志坚交派给政策法规司和体育科研所一项课题——对举国体制进行深入研究。

　　体科所资深研究员熊斗寅回忆：我们当时都知道，领导希望我们拿出一个肯定举国体制的报告来;但大家一碰头，都是举国体制的“反对派”，于是就商定，做出一个反对举国体制并做出具体制度设计的报告来。

　　熊斗寅和国家体育总局系统的专家们，包括李元伟(时任体科所所长、现任篮球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卢元镇和鲍明晓等人在内，各自承包数个省份，分别与当地体育局长、体育局中层干部、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深入谈话。

　　熊斗寅“分片儿”华东。其中，一个省的体育局长对他说：到了全运会，我就一天安稳觉都睡不了。到了上海，一位中层干部的比喻更是令熊斗寅吃惊：国家体育总局的各个运动管理中心个个好比老虎，向我们张开大口，要钱要物要人。

　　借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机，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20余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原先的一个处、一个司，都开始大大扩容”，熊斗寅说。地方体育局官员则不堪其负：“原先只有一个婆婆，现在多出了20多个婆婆”。

　　参与了这一课题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对运动管理中心的工作做了性质上的总结：事业单位编制，享受事业单位铁饭碗待遇，可以发行政上的红头文件，对外可以称社团，搞外交(例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足球协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还可以具体参与商业活动。

　　2001年，熊斗寅等人起草报告第一稿，这份名为《举国体制》的调研报告中，除了明言反对举国体制，还写进了改革举国体制的具体措施：缩编庞大的体育总局，使其只具备行政职能;将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实体化，前者负责奥运项目(竞技项目)，后者负责大众项目(群众体育)，取消弊端层出不穷的全运会竞赛体制(为夺金，各种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加强单项比赛力度，充分引导并加快体育社会化进程，最终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初稿交上去，熊斗寅就没抱什么希望。卢元镇问了得知，最后交到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报告已被改了好几稿。后来，这一报告获得了一个“二等奖”的奖励。再无下文。

　　“交报告的时候，正值申奥成功，举国体制正需要加强，我们这反调唱得有些不合时宜了”。2008年的秋天，卢元镇坐在北京的家中，自嘲起那份报告。

　　利益是最大的阻力

　　上世纪80年代，卢元镇就曾当面对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说，举国体制是否能够转型，有一个最典型的标志：是否允许大学生体协参加全运会。

　　卢元镇解释说：大学生年龄普遍在18～25岁之间，大学还有文化教育和再就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如果他们可以参赛，运动队体制不就土崩瓦解了嘛!1959年以来，全运会业已举行10届。解放军、前卫体协、煤矿体协等行业体协均可以出现在这一举国体制的标志性赛场，惟独大学生体协不被批准。

　　这一体制，50年内未有改观。到了2008年家门口的奥运会，著名跳水教练于芬执教的清华跳水队仍最终报国无门。

　　国家体育总局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学生体协的这个提问，问到了举国体制的“根儿上”。他坦承，其间的利益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9月1日，曾有新公务员私下问梁晓龙，国家体育总局是否会遭遇“大部制”，并入教育部。梁晓龙这样回答：大部制方案半年前已经出台，起码本届政府的5年内不会动总局。举国体制5年内也不会有根本动摇!

　　“未来5年的趋势大概是：国家体育总局向中央打报告，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们要避免金牌和奖牌数量大滑坡;滑坡了，老百姓不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不滑坡怎么办?就要加强举国体制。”一位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从决策层面来说，一定不肯继续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的方式来填举国体制这个‘无底洞’，最后双方会达成一个妥协，举国体制暂时不变，但也不可能大规模追加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