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菜(华商网网友)：事实上，公众对中奖者个人信息的强烈探知欲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是公众对彩票机构公信力的质疑。把火烧到中奖者的身上，属于找错了对象。当然，公众若真想探个究竟，可通过法定程序申请公检法系统介入，对彩票机构展开调查。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公检法有权调查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前提是认真行使保密义务。

　　于建章：双色球的中奖概率是一千七百万分之一，这个人中了88注，他是倍投的，他打一注与打88注，概率是一样的。现在并不是人们要求这个中奖者公开，其实质疑的是彩票公信度、质疑的是摇奖过程、质疑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并不是质疑某一个人。

　　齐精智(律师)：本次事件表面上是社会公众因怀疑彩票中奖者的真实性，而发生对中奖者个人信息地极度渴求与公民隐私权发生的冲突。实质上是因为广大公众内心对缺乏公信力的彩票发行机构公正性深深地不安，又没有途径去监督，加之彩票发行机构苍白无力的自证清白，从而导致公众试图通过了解彩票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去满足对公正与真相的需要。

　　由此可见，缺乏公信力的彩票发行机构才是公民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冲突的根本原因。即使广大公众对彩票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充分知情，也不能挥去笼罩在公众心头的疑云！我们只有将关注的目光从中奖者的身上转移到彩票发行者；从关心彩票中奖结果的公正性与真实性转变到质疑彩票发行过程的公开与公正上，才能坦然面对下一个大奖的横空出世！

　　老右(华商报读者)：安阳三亿大奖是另一起“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进程中，它不过是浪花一朵，这次中奖今后可能被复制，但它所引起的关注度将注定无法复制，所谓传奇，并不是中奖本身，而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全民运动”。最终，如果这次事件能够推动彩票事业向阳光操作、公开透明更进一步，促进全民心态更加平和、理性，那么，这场“运动”就适得其所。

　　主持人：对于此事尽管有些争论，但是有一点是共识的，我们指向的实际上是彩票发行过程的正义性。我们并非想把这个中奖者揪出来，来刁难他。我们要的是整顿而不是整人，从发展建言的角度，你认为改善当前这种彩票发行程序，需要做些什么？

　　赵小东(律师)：我们应该通过一些监督程序，完善彩票发行过程中的一些不透明情况，比如说即时直播、加强监管等，结合社会监督使得我们的制度更完善更透明。仅仅靠公布中奖者的信息，这些问题也不可能顺利解决。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彩票发行程序的不够完善，就要求中奖者牺牲隐私权。

　　闫玉新：公布某一个中奖者的信息，是不是就能起到监督彩票发行的作用？就能提高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我个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彩票业确实发生过一些不良现象，问题是有没有机制来监督，使之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消除民

　　众的疑虑，一不能靠公布得主的信息来解决，二不能靠福彩中心说“我们绝对没问题”来解决。必须启动一个程序，按步骤、按方法的一个一个去核实，然后向社会告知，然后有知情权。

　　谢正罡(媒体从业者)：当年的西安“宝马”彩票案，我曾参与报道。大家的讨论触发了我的一个记忆：

　　“宝马”彩票案到了最后，媒体报道到了反思和建设性阶段。我去北京采访了当时中国最权威的研究彩票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他们提出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分析现在中国彩票为什么公信力这么差，原因就在于彩票发行体制上的问题。我们的彩票是国家来发行的，是民政部和体育总局来发行的，然后由财政部来监管，这种官办官监且非专业监管的中国彩票发行体制就有了弊端，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不说，除了同级行政监管这种有心无力的监管模式，法律监管几乎是空白。如果不理顺发行体制，即使勉强制定出《彩票法》也难有实效。

　　专家们认为，未来中国彩票业的发展，最靠谱的应该是走“国家垄断、企业经营、政府监管”的路子。也就是构想成立比如“国家彩票公司”这样的机构来负责垄断发行，销售主要靠企业，最后该提多少公益金国家提走就行。应由一个相对专门的监管机构，比如“彩票委员会”之类的相对独立的而且要具备非常专业的知识，并超脱于各部门利益之上的监管机构出来，对各级公司进行垂直监管，类似于目前的银监会、证监会这样的监管组织，有明确的权限和监管依据而不受任何利益因素干扰。

　　比如说领奖后要交7200万的税，交税的时候，这个税单能不能让大家看到，名字可以遮住，但是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人一次性交了7200万的税，这样相对来说能减少一些疑虑。

　　比如说双色球7个号码应至少在三个省市分三处同时摇出，那样作弊难度大，方可取信于民。

　　目前彩票的现场摇奖都是录播的，应该实现电视直播，避免那些别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机。

　　真正监管福彩和体彩中心的是财政部综合司下的彩票处，一个处级单位去监管，而且监管手段粗放不完善。可否成立独立监管第三方？比如，彩监会。

　　主持人：或许围绕此次“三亿巨奖”的争论还会延续，而这样的讨论能否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子，不在于争论有多热闹，而在于能否催生出管理者的一种检讨，从管理制度上做出完善——在保护好获奖者利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公开可以公开的信息，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增强“中国式彩票”的公信力。我们希望大家的智慧，能为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启示；我们也一同关心彩票事业的成长成熟——毕竟从根本上，它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