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名案犯1名被击毙3人被生擒的时刻，呼和浩特越狱案尘埃落定就成为一个事实。

　　我这样说，不是基于法律和监狱管理的角度。从法律上说，3名被生擒的越狱犯仍在审讯中，一系列法律程序刚刚开始。从监狱管理方面来说，教训可能才开始反思。但是，作为公共事件的呼和浩特越狱案已经没有悬念，这就是尘埃落定的意思。

　　悬念，应该是一个文艺概念，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以不确定性而使人被吸引。当我以是否存在“悬念”而观察这起越狱案在公众反应中的状态时，意味着我对这个真实的事件采取了一种类似文艺作品的观看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呼和浩特越狱案是一场在网络、电视、广播和报纸上出现的事件。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但并不是真实地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之中，而是发生在一个地理上和心理上都可以叫做“远方”的地方。由此，这个事件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因为观看一部连续剧而产生的日常生活感应有相似之处。而对于追击案犯的警察、被案犯挟持的人质、案犯行经之地的人们来说，那才是真正的生活真实。在事件中，他们是身体在场的，他们的反应绝然不同于舞台表演，悬念是他们的苦恼，而非他们的创作。而我们在事件中的参与，只是投注了目光，观看者而已。某种程度上，可能焕发出“同仇敌忾”的气氛，但实际上，可能也类似于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那样兴奋，“真实”作为一种要素，不过使人更加兴奋一些。

　　从情感反应的角度来说，这个越狱案所引起的情感反应，难说剧烈。过去，在街头演出一场活报剧，例如 《放下你的鞭子》，观众的喜怒哀乐都会被调动起来。而这个真实的越狱案，公众的情感调动其实相当有限。——— 确实，不少人可能只有观看的兴奋而已。

　　这反映出当代生活的消费特征。一个真实的杀警越狱案件，一场真实的寻踪追捕，一次得到了各种媒体共同“现场直播”的真实事件，其实差不多类似于比一般情况更刺激的大片，张艺谋大片营造的是场面，而这里提供的是紧凑的情节和悬念。而那些身历其间的人们，他们的紧张、焦虑、不安等等感受，无论是警察、平民、案犯，都成为我们的消费品。媒体在远方的现场，我们在远方的另一头，转播类似于把看台带到了我们的客厅，它比真实的看台更加安全，更加惬意。

　　这种混杂着体验与观看的关注方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初被全国通缉的东北“二王”引起的反应。那时，“二王”的流窜作案，引起的是生活感觉的紧张。而现在，我们通过传媒而观看远方的重刑犯越狱，可能并不比观看一场异域的战火更加感到不安全。人们似乎也没有为谁产生担心的心理，而只是在看一个最后的结局。

　　当然，人们也没有得到可以作出情感反应的材料。这4个人是突然进入人们的视线的，他们有姓名，有照片，有极为简单的个人信息，但你不知道他们此前犯的是何种罪行，只有被重罪收监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信息，产生的作用类似于影片滚动出来的演员表，一部影片还会对角色交代前因后果，从而诉诸观众的情感，而这里的“人物表”，高度凝练，如同展现一场体育比赛，而没有角色们具体的故事。越狱、警匪、枪战、悬疑……影视早已有成熟的套路，那里人物的身份已很难说代表什么，而只是代表一个场景中的“角色扮演”。而4个仿佛没有来历的重刑犯，也实在难以让人对他们产生铭心的真实爱恨。这样的一种出场方式，与单纯的观看而非心灵的投注，实在是再合拍不过了。

　　作为一个传播事件，呼和浩特越狱案是一场抽去了生活内容的大片，人们专注于其悬念形式，并且得到了观看的兴奋。但也仅此而已。对于我们的生活，它只是一个意外场面，随着逃亡与追捕的结束而终止，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得到的一个小贴士。(刘洪波 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