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2日，中超联赛第22轮，深圳队4-0长春亚泰。之前因“撞衫事件”被足协扣掉三分的深圳队球迷打出标语表示不满。

　　中国足球“反赌风暴”已升级为一场反“假赌黑”的司法风暴，涉案人员也从足球队员扩展至足协官员，甚至一些圈内名人也成为被怀疑和举报对象。在公众看来，这也许是沉疴难起的中国足坛“重整山河”最佳或者是最后的契机。

　　在这场风暴中，一个机构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它是中国体育产业化的先行者，也是中国足球运动的游戏制定者，更是在中国足球发展历程中承担了最大责任和最多压力的绝对主角——足协。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要翦灭猖狂的“假赌黑”现象，必须改革足协；而要改革足协，首先需要“解剖足协”。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肖良志/北京报道

　　2009年9月12日，2009年倍耐力中超联赛第22轮，中超球迷打出“净化中超还我三分”等标语，抗议不公。

　　2009年10月份，由公安部统一部署，辽宁警方和青岛警方具体查办的“抓赌风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插入了中国足球的“五脏六腑”。尽管这场风暴波及的范围和最终的结果还无从知晓，但是，圈内圈外都认为，这是中国足球“重整山河”的最好契机。

　　撇除司法因素，有舆论认为，中国足球的诸多沉疴旧病，根源在于中国足球协会(下称“足协”)。职业化以来，足协因为其特殊的“官方”地位，一直游离于职业和市场之外。

　　不破不立。在抓赌风暴的震慑下，足协迎来了变革的最好时机。

　　“足管中心”还是“足协”？

　　——“半官半民”的出身

　　1955年1月3日，作为国家体委体育改革的一部分，足协成立，与同时成立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中国足协是个民间组织，是按照国际足联章程规定，中国大陆足球运动唯一合法的管理机构；而足管中心则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机构设置中的项目中心。

　　“半官半民”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中国足协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它是民间机构，却行使着部分政府的权力；它是一个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一个“办公室”；对外的形象是中国足协，对内的运作机制和方式都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比如，在中国足协高层办公室的门牌上注明的都是“中心主任或者中心副主任”，而不是“中国足协副主席”。

　　对外界来说，习惯上都是把在北京市龙潭湖丙三号伟图大厦二楼和三楼里办公的工作人员称为“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现在的办公地址是北京夕照寺的东玖大厦)；而在总局系统内部和足协工作人员，则一般都对外自称“足管中心”，说得较多的是“中心如何如何”，而不是“足协如何如何”。在其官员出席相关场合的时候，首先介绍的必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职务，其次才是中国足协的职务。足协内部的稿纸，都是带有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抬头，通讯录用的也是这样的纸张，而不是中国足球协会的标记。

　　长期以来，在处理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时，中国足协似乎也更习惯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协商”的方式行事：从曾任足协副主席王俊生的对“上级负责”和“负该负的责任”，到阎世铎在2004年的“还是政府说了算”，再到谢亚龙在2006年的“我们就是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其中的“官气”彰显。

　　谢亚龙在2006年因“南北分区方案替代目前的职业化赛制”与时任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的交锋就是最为典型的写照。

　　2006年，出于“备战奥运”的目的，带有浓厚的总局背景的“南北分区方案替代职业联赛目前的赛制”再次被重提。谢亚龙找到郎效农，要求他尽快写出关于南北分区的方案，然后呈报总局审批。而郎效农认为，这是一种戕害中国足球的做法，一旦写出方案审批通过，中国职业联赛将万劫不复。于是，他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谢亚龙。

　　随后谢亚龙和郎效农进行了多次交锋，谢亚龙最终讲出了颇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你就写了吧，我们就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要执行上级的决策啊。”郎效农当即反驳说，“我们怎么是执行机构呢，中国足协怎么是执行机构，它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部门的执行机构，是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

　　那场交锋，郎效农最终取得胜利。7天后，谢亚龙接到总局的电话，说南北分区方案不用写了，职业联赛赛制不变。

　　总局对足协的领导并非只局限于职业联赛。在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赛事的组织上，中国足协都是把自己的计划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得到审批之后，才能去实行。

　　外界一致认为中国足协拥有财权，那早已时过境迁。几年前，国家体育总局成立财务结算中心，所有项目中心和机构的用钱都必须经过该中心，比如中国足协关于国家队、青少部、联赛部等各个部门主管领域的资金预算，都必须经过审批后通过财务结算中心划拨。中国足协出差人员的报销等也一律通过财务结算中心，也就是足协没有自己的财务自主权。内部人士表示，“花一分钱，都需要经过财务结算中心。”

　　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因为不满青少年足球的培养，要求足协改革全运会和城运会赛制和参赛队伍结构、规模，并且提出政府主导，社会、俱乐部和省市体育局共同培养青少年的计划。行政足球的色彩更浓，中国足协的地位更加尴尬。甚至，还有过职业俱乐部回归省市体育局的动议。

　　正是因为身份的尴尬，使中国足协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必然首先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首先对俱乐部、球员、中国足球市场等要素负责。最典型的写照就是1997年戚务生兵败十强赛之后，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那句“我们是有组织的人”。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复杂的心境，不是说王俊生和戚务生不敢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过于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其中的微妙关系，为自己兵败十强赛找到最为合适的解释。

　　之后，在外界对兵败十强赛一片躁动，要求教练员从战略、战术以及人员使用做出专业解释的时候，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何慧娴亲自出面，把中国足球水平进行了“官方定位”，也就是最为著名的“二流说”：“平心而论，中国足球队不过是亚洲十强中的二流球队，还没有完全具备冲击世界杯的实力……”最终，没有人为1997年中国队兵败十强赛承担责任。

　　即使在选帅这样的纯粹业务性问题上，“对上级负责”心态也在足协凸显。1999年9月份，中国足协为新一届国家队选帅的时候，候选人是桑特拉奇、科萨诺维奇等外籍教练，其中桑特拉奇上任的问题已经和足协谈好，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徐寅生一句“听说米卢蒂诺维奇不错”，足协就立即请来了米卢。

　　所幸的是，米卢率领中国队实现了44年进军世界杯的夙愿，否则足协又要遭受来自球迷及各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