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公安监管工作存在‘一看二守三送走’的模式，公安监管民警把在押人员看得住，送出去，就完成任务了。有的民警调侃，在押人员是‘有期’，而民警每天面对的都是触犯法律的在押人员，民警的工作却是‘无期’。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监管民警对职业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赵春光说，面对这种情况，民警执法理念的转化尤为重要，要使公安监管民警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教育、感化、挽救人灵魂的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全国公安监管有数万民警，每年监管数百万人，涉及数百万个家庭。怎样把这些在押人员变成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这就对公安监管工作和监管民警提出了新要求。

　　“公安监管民警要熟悉政策法律，善于敏锐洞察被监管人员细微言行下隐藏的内心秘密，能够以个人威望魅力赢得被监管人员信任，运用法律、政策、道德、心理知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之以难，使被监管人员认同并接受教育转化。”赵春光进一步说，被监管人员在心灵的忏悔和感动下，积极交代余罪和其他犯罪线索，经依法查证破获案件，这就是深挖犯罪。

　　赵春光表示，交代余罪检举他人违法犯罪，这样既使被监管人员因有立功受奖行为得以兑现法律对其宽大处理，保障了其合法诉讼权利的实现，又使通过公安监管工作深挖犯罪破获案件，更加维护了法制尊严，打击惩处了犯罪，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推进“阳光监所”提高透明度

　　有数字显示，全国看守所事故发生率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万分之六点五下降至现在的万分之零点二四。另有统计显示，近年来，公安监管系统涌现出“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王晶、李跃进、刘汉忠和辽宁省丹东市看守所、湖北省武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在看守所事故发生率下降、公安监管系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的同时，当“躲猫猫”事件发生后，老百姓对公安监管工作仍然一片“声讨”，为什么?

　　“由于受传统思维惯性和公安监管场所相对封闭的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公众对监管场所还停留在旧有的阴森、黑暗印象上，对公安监管场所存在偏见和误解。”赵春光认为，只有封闭的监墙，没有封闭的监管工作。提高公安监管工作的透明度，是大势所趋。

　　今年，公安部首次确定了10个看守所作为首批开展向社会开放看守所，今后将全面推进“阳光监所”建设，稳步推进公安监管场所对社会开放，提高公安监管工作透明度，扩大公众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调查结果表明，从试点工作的效果看，社会各界对公安监管场所对外开放是欢迎和支持的，在对参观采访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开放工作满意以上的占95.6%，基本满意的占4.4%。

　　从今年2月至今，赵春光已经走访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所管理部门，有些重点省份已去过两三次。同时积极与有关部委职能部门进行合作、会谈。“我确实有点马不停蹄的感觉。”赵春光笑着说，公安监管工作涉及面广，仅靠公安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开拓新局面。

　　今年以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积极争取有关领导机关的领导、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力度，赢得了各个方面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中央综治委决定从明年起将看守所执法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一票否决”考核;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更加主动有效地接受检察监督研究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将公安监管场所监控和相关信息与驻所检察室联网，接受驻所检察室的实时监控;与最高人民法院就实行死刑犯远程视频提讯，缩短死刑犯羁押时间研究了工作措施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对公安监管执法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赵春光最后表示，全国各级公安监管部门要把公安监管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公安工作全局中来思考，把公安监管工作提升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谋划，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形势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事业的新路子。 (孙春英 于呐洋)

　　小资料

　　公安监管场所是公安机关管辖的，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违法人员和肇事肇祸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警戒看管、执行刑罚、行政处罚、教育、特定疾病治疗、心理及行为矫治的监管场所，分为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场所和安康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