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无可忍投诉上司要求书面道歉被拒

　　那天晚上之后，小A哭了整整两天，家人也站出来给小A鼓气，“孩子，不能再忍了!”由于第二天是周末，星期一小A没上班，打电话让一个中国同事帮忙请假。

　　2009年1月4日，小A正式向森六公司的三栗总经理说了这个事情，他说会第二天给电话，但一直没有联系。1月6日，小A自己打电话提出两项要求，一、书面道歉，二，公司出担保书，担保她不再受性骚扰。1月7日，森六公司召开情况反映和协调会，公司六名负责人参加会见，四名日本人两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横山宏明，两名中国人均是为公司的工会委员。

　　回忆起协调会在情景，小A称“很失望”。该公司总经理三栗先是承认横山宏明的行为不对，但随后话锋一转说，横山宏明对小A背部的触摸完全出于好意，而且因为横山宏明是在忘年会上喝了很多酒，“如果让横山宏明书面道歉会给他留下污点”，拒绝了小A的要求。

　　横山宏明则辩解说，原来是希望通过接触小A而将工作做得更好，但事与愿违，“对我给您造成的伤害，我表示诚挚的歉意，没有充分考虑自己生长的环境以及小A生长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对您的感受有考虑不足的地方。”

　　而最让小A伤心的是，原本作为工会委员的两名中国同胞，非但没有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说出了“总经理百忙之中主持会议是给你面子”的话，其中一人还多次以旷工的理由声称要在会上开除她。

　　在此案之前，广州受理的性骚扰案全部都以原告败诉收尾。缺乏证据，正是性骚扰案共同面临的困境。幸好，忘年会当晚日籍主管被同事拍下的三张疯狂照片，才帮助小A最终锁定了胜局。对此，信息时报记者特地请来律师，讲解3种可以帮助原告胜诉的取证方法。

　　而最终胜诉的判决虽然让小A长舒了一口闷气，但直到现在，该名日籍主管不仅不履行判决，而且生活工作依旧。小A担忧，“3000元对他只是小数字，这样的处罚会不会纵容了性骚扰行为呢?”

　　同事无意拍下照片成关键

　　举证难是所有性骚扰案件的大难题，大多数人会因此对诉讼望而却步，小A起初也面临这样的困境，由于不愿让同事因出庭作证而受到报复，她只能选择自己找证据。在律师的帮助下，她拿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照片，三张照片正是当晚年会时她受骚扰的照片，是同事无意所拍。

　　“原告提交的照片上清晰显示被告横山宏明的行为，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造成精神困扰，使其不能继续正常工作。原告要求被告横山宏明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有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将精神损害抚慰金调整为3000元。”

　　这是判决书中的原文，虽然判决称公司已建立必要制度和环境，不需连带赔偿，但这也让小A长舒了一口气，这口闷气已经在她胸中憋了一年多。但是，小A同时又感到担忧，“横山宏明至今仍然正常工作，判决也没有履行，而3000元的赔偿对他来说只能相当于零花钱，这是否会让他觉得无所谓，从而纵容这种行为了呢?”

　　昨日，记者致电森六公司，转接员开始称横山宏明在办公室，但当电话转接横山宏明时突然中断，而当记者再次致电该公司时，转接员称可能他不在，当得知是记者采访，则回应了一句“我们公司不需要记者采访”后挂掉了电话。

　　三种方法取证“性骚扰”

　　一提到性骚扰，大家普遍认为，遇到这样的事只能吃哑巴亏，因为太隐蔽，只有受害人和加害人最清楚，但如果想要实施性骚扰行为者受到惩罚，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证据。怎么办?这也是职场受害女性最为关心的问题。代理此案的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的苏晓军律师认为，有三种方法可以取证性骚扰。

　　1人证

　　在找证人时，不但要找到目击者，而且目击者还要肯出庭作证，为了防止伪证，证人不能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就目前来看，大多数人不愿作证。由于性骚扰的行为隐蔽，很难有人发现，所以被害人很多是吃哑巴亏。

　　苏晓军律师称，此案就遭遇到这样的困难，如果没有照片，又无法找到同事作证，十有八九要输。

　　2物证

　　收到骚扰短信、电子邮件、纸条或收到与性有关的礼物或他人展示的色情刊物，要留下物品作为证据。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偷偷处理掉。

　　3视听材料取证

　　录音、录像和照片等视听材料都可以作为被性骚扰的证据，如果长期被骚扰，应该随身携带录音机和摄像机、照相机进行取证。如果自己不方便，可以委托单位的好友帮忙。

　　但要切记，不可设陷阱取证，就是不能勾引对方对自己性骚扰，然后进行录音或录像。录音需要公安机关进行声音鉴别，拍摄下的照片和录像要清晰，图像中骚扰的动作和骚扰人的面部成像不清楚，都不足以构成证据。

　　被骚扰了要敢于站出来

　　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副教授、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女士则表示，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要告诫对方，我不欢迎你这样，我对你这种做法表示抗拒，首先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在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又想保住这个饭碗，又想保住这个工作，怎么办?女性往往是选择了“忍”。但实际上，忍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郭建梅告诉记者，她曾遇到一个案子，而且是发生在去年，发生在著名的外资企业里的一个很亮丽的女孩，她的韩国老板对她骚扰。这个骚扰过程，最后她留下遗书自杀了，“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她想留住这份工作。”

　　郭建梅呼吁，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一定要敢于站出来，通过法律的途径和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不仅是给自己维护了权利，同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让大家都能够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作者：闫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