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多起劫持人质事件，无一例外都是以犯罪嫌疑人被警察当场击毙、人质安全解救而告终。例如，新年前夕，吉林警方就将一名持刀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人击毙。

　　当人质生命危在旦夕，警察在其他方法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将其击毙，无疑是应该也允许的，但是，如果在众多案件中最后都是疑犯被击毙，难免会给人们留下一个疑问：难道非得只有击毙疑犯才能解救人质一条道吗？

　　犯罪嫌疑人在其罪行被法院确立前，他的生命无疑应该受到尊重。现在一些警察之所以漠视疑犯的生命，与社会对此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们常看到，当一些人呼吁不要动辄开枪击毙疑犯时，很多网民表示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在那种场合，如果不击毙犯罪嫌疑人，人质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可能还会有更多人受到其伤害，“对犯罪嫌疑人的仁慈就是对民众生命的残忍”；更有人觉得，对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用讲什么人权。现实中也常发生警察击毙疑犯后，群众自发送锦旗的事情。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本的原因我以为是在目前维稳的压力下，警察失去了和疑犯进行周旋、沟通、交流与谈判的耐心。德国反恐专家阿尔特曼在分析绑架案的劫匪心理时指出，实施绑架后，绑匪心理紧张程度和对抗程度会随时间推移在数小时后达到最高值，然后渐趋缓解。在其达到最高值时，警方不能轻易刺激劫匪，否则劫匪有可能失去理智，采取杀害人质的极端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劫持者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证明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保障，那么他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也就为警方解救人质赢得了时间。

　　犯罪嫌疑人劫持人质，其最初的动机并不是要人质的生命，而不过是以此相要挟，达到其他目的，只是事情突然变得不可控而自己感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铤而走险，做出杀人这样的极端举动来。因此，多数情形下如果有恰当的谈判专家，大体可以有一个相对平和的结局。但是，一来在我们的警察队伍里，懂得犯罪心理学，能够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很好沟通的谈判专家比较少；二来更重要的是，在维稳的压力下，如果人质的生命和安全出了问题，警察怕不好交代，若因此而酿成社会不稳等事故，警察更不愿担这个责，因而，在人质安全最大化的前提下，将疑犯当场击毙就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他们是犯罪嫌疑人，将其击毙不但不用担责，还会受到人质家属和群众的拥护，另外，从法律上看，这也是在“合法”地使用警察的权力。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对诸如凶杀、劫持人质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及在犯罪嫌疑人携带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等情况下，警察是可以使用武器的。但很多时候，警察错误地理解了这一规定。这里的“武器”不仅包括枪支，也可以是高压水枪、催泪瓦斯、麻醉枪等。另外，使用武器不一定是非要将疑犯击毙，能够“击而不毙”，达到“制止”和制服的目的，岂不更好？可一些警察误解误用有关规定，从而往往导致他们采用“当场击毙”这种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

　　尽管当场击毙疑犯从道义和法律角度似乎说得过去，而且还有群众支持，但如果这成为今后我们解救人质的一个惯例和模式，那么，无疑会滋生很大弊端。首先，它可能会造成将一些没有威胁人质安全的疑犯也击毙的扩大化后果；其次，也可能使得一些警察借此挟嫌报复；第三，还往往使案情无法破解，留下“遗憾”；最后，它并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因为且不说在那种特殊时刻，警察有可能“走火”将人质打死(过去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当犯罪嫌疑人和警察形成了此种“互动”后，他们知道不管杀不杀人质，最后都是个死，那么，极可能在挟持人质后，一不做二不休把人质杀害了事。

　　所以，人质的安全必须要保证，但疑犯的生命权在法律判决前也应得到尊重，这种简单将疑犯“当场击毙”的人质解救模式，与整个社会要求的人本化趋势是相违背的。

　　(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