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爸爸”

　　今年23岁的苗小龙是延安子长县人，他目前的身份是西安某工科院校的大四学生。身材瘦高、生性腼腆的苗小龙看起来还很羞涩，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会脸红。行事低调的他在大学期间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平常，看起来并没有过人之处。事实上，在他的同学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子长县某私营油矿主的独生子。

　　苗小龙的父亲开有三口油井，家里的资产至少有上千万元。在上大学期间，除了学费等开支外，苗父还给他在学校附近的小区里租了一套单元房，另外每月给他三四千元的生活费。苗小龙并不像有些“富二代”喜欢挥霍，他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因此收藏了几千张碟片，苗称，此爱好在他所接触的“富二代”圈子中并不算奢侈的爱好。如今，即将面临毕业的苗小龙被父亲安排了两个新任务：一是家里给他几十万元，让他在西安给自己买套房子，二是家里人希望他能“考上公务员”，如果考上了将会“奖励一辆轿车”。

　　据志丹县某私营企业主对记者讲，目前陕北许多地方的高收入阶层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西安来读书，不少人家甚至把孩子从小学阶段就送到西安，为此付出重金也在所不惜。这一“风潮”导致当地中小学的生源都严重受影响，“本地有点实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西安去上学，为的就是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另外西安的教学质量确实比陕北高得多，这就导致了本地中小学的生源质量下降，学习好的娃一年比一年少。”据知情人讲，有些“煤老板”、“油老板”为了让孩子能有出息，通过种种途径、托种种关系把孩子送到西安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为此花上一二十万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西安的一家心理诊所，记者见到了16岁的陕北少女李静。戴着眼镜、看上去文文气气的李静在一个月内两次自杀未遂，不得已，她的父亲放下生意专程到西安来给她“治病”。李静的爸爸李大可原来是陕北某县一家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放弃公职入股一家小煤矿，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他已成为坐拥几亿资产的老板。数年前，李大可和妻子离婚了，留下女儿由他照看，他因为生意很忙，于是把女儿送到西安的一所中学读书。

　　在同学眼里，李静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孩，但因为对人诚恳大方、出手阔绰，因此她的朋友还不少。但在2010年1月，李静曾先后两次自杀未遂。

　　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李静渐渐打开了心结，吐露了心声：“别人都是看到我有钱才跟我玩，其实我心里特别的自卑，特别的害怕孤单。平时，我总是用花钱来赢得很多同学、朋友的围绕，但每到周末，同学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我，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提起自己在西安的生活，李静不禁泪流满面。

　　“我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希望。爸爸每天忙着做生意，他能给我的除了钱还是钱，可是我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希望能有人爱我、关心我，我恨钱！”

　　李静说，她虽然在西安生活好几年了，但总觉得自己是游离在都市生活边缘的“外乡人”。在西安生活几年之后，李静成了令老师头疼的“问题少女”，逃学、上网、早恋……青春期的“叛逆行为”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长期得不到家庭温暖，她就以放纵自己来逃避心中的伤痛。李静说，“我最怕的不是没钱、学习不好，是孤独，是能杀死人的孤独！”

　　据跟李静关系要好的陕北“富二代”孩子王友说，虽然他们在生活上、消费上都比同龄人好一些，实际上这也容易把“富二代”和其他孩子孤立开来，造成某些“仇富”、嫉妒等不良情绪的滋长。王友说，他以前还经常周末开车到学校里拉着同学们出去玩，但最近几个月他的车放在楼下已经被砸了好几次。“我最近都不开车了，就是为了不再惹麻烦。”

　　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这些被外界和媒体称之为“富二代”的孩子们，实际上也是一群普通的大中学生、一群不失活泼可爱的青少年。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聚集了巨额财富，才使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关注”。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财富这本身没有错，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出发点也没有错，问题在于，部分“富爸爸”将做生意的理念移植到了对孩子的教育中，企图用做生意的办法来解决孩子在青少年时期遇到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过分地强调了外因和物质条件，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关心、呵护、疏导和亲情的滋养，从而导致部分孩子并未因优越的条件而成才，甚至出现了拔苗助长、事与愿违的局面。

　　孤独感和边缘感、亲情相对缺失、难以与“草根阶层”融洽相处，是记者在采访中所发现的陕北“富二代”所表现出的共性，因为特殊的出身，他们往往被人为地贴上了许多标签，这使得他们更难与同龄人、与社会进行融洽的沟通。在此记者呼吁，请不要给这些孩子贴上各种标签，给这些孩子们一个良好的“心理成长环境”。

　　文／图实习记者曹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