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徐家采访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她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鸡的本行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了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路，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上，继续做宰卖鸡的生意。

　　高良镇江南村治保主任梁树林说，该村曾迎接了10个越南女子，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在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莫水燕从来没有跟母亲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远嫁的越南女子得到了村镇等基层组织的默认，但要想从政策上“扶正”，则显得困难重重。她们最大的担忧是，子女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就业、升学等问题无法解决。

　　阮金红家里，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相邻的一面则被各类奖状糊满。虽然是“三非”儿童，村里还是默许了阮金红三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村里出了一个证明，中小学对他们一视同仁，跟村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他们接受义务教育也是免费的。”莫水燕的校长李伟耿说，除了领不到严格“按户口来”的困难家庭助学金，“三非”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与他人并无二致。

　　在德庆县，“一视同仁”还延伸到了其他方面。去年，阮金红和孩子们同样分到了国家下拨的种粮补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都可以买，村里不会区别对待。”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1995年，高良镇江南村村民莫国华退伍转业时，已是大龄青年。“没有姻缘嘛，所以才花钱讨越南媳妇。”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他带着接生婆手写的出生证明和村委会盖上的大红印章，到县公安局为儿子莫振煌上户口。

　　“公安局说没有这个政策啊。”莫国华年轻时曾试图跳出农门，未能如愿。“孩子没有户口，可能连我都比不上，起码我出去过，见过世面。”莫国华低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地吐出来，幽幽地说：“难道老莫家世世代代都要做黑户吗?”

　　阮金红三个孩子读书个个拔尖，孩子们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徐进源和阮金红辛勤劳作的动力。但户籍问题像不断收紧的紧箍咒，让徐进源头疼不已。“考上大学却上不了，孩子会不会怨我一辈子?”

　　江南村罗阳小学校长李伟耿这样表述“三非”儿童的境况：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但政策却很难给他们“名分”。

　　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户籍需要如下手续：越南新娘回国开具婚姻状况证明，具备国家机关颁发的身份及户籍证明，要有护照和来华签证，子女具备中国医院的出生证明。

　　现实情形是，对于粤西山区的家庭来说，上述每个证件，他们都难以拿到。莫国华的妻子黄欣嫁过来15年，从来没有回过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要是我有能力办到这么多证明，就不需要娶越南新娘了。”莫国华说。

　　“在民政部门登记中，中越跨国婚姻，一个都没有。”德庆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何桂来说。

　　德庆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记得，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请示过省里。当时省有关部门回复了指导性意见：如有出生证明可以办理入户。但前提有三个：父亲强烈要求孩子留在国内，且不违反计生政策;父亲要证明与入户孩子间的父子关系，要验DNA;最后一条是，原则上对越南新娘遣返回国。

　　“操作性不强。”德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荣也感到头疼，他知道在贫穷的粤西，每一个前提的实现都几无可能。“地方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不能违反国家政策，我们有行政许可法啊。”

　　当南方农村报记者问阮金红是否担心被遣返回国时，她扭头看着院子，健谈的她开始沉默。许久，她撇撇嘴说：“我都来了十几年了。”一直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阮金红仍对这句提问耿耿于怀，没有再跟记者说一句话，连道别都没有。

　　而日渐长大的“三非”儿童，却在期待着与“黑户”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