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张辉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2.7%，PPI同比上涨5.4%，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20.7%。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CPI数据涨幅却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不但接近《政府工作报告》3%的年度目标，而且高于2.25%的中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如何判断和把握今年经济运行风险，再次成为今春全国“两会”焦点议题。

　　“今年经济增长没有问题，肯定超过8%的目标任务，相反担心会不会超得太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担心超量流动性，“总量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资金的分配和流向。”如果房市和股市比较“凉”，流动性可能会压倒商品市场，推涨CPI。

　　这意味着，在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演化的过程中，当前的宏观调控任务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新加了一项内容：在保证充裕流动性以保障经济增长继续回暖向好的基础上，调节流动性流速和流向以防止推涨CPI。可以说，流动性已经成为今年经济运行健康与否和风险大小的关键变量。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今年新增信贷目标为7.5万亿，最后可能是8万亿，“尽管比去年9.59万亿少，但8万亿仍然是适度宽松的政策。”事实上，一年多来特殊背景下积累的这些流动性，已经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今年将要面对的五方面经济运行风险。

　　2010年是否面临通胀压力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工业生产领域产能普遍过剩，夏粮、秋粮连续丰收，工农业产品供给充分，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供过于求压力较大，因此2010年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借本刊记者提醒说，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不同于短缺经济时期，当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首先会推高资源型产品价格，如土地、矿产品等。由于流动性泛滥、投机活跃，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如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通胀预期不断加强。最后，在成本上升、比较收益发生重大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供求平衡相对脆弱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并逐步向普通工业产品传导。”

　　近日，央行副行长、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在一次内部活动上直言，“中国今年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胀。”首先是输入型通胀，今年全球农产品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也上升。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输入型通胀占中国通胀的相当大部分；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今年又是一个基建高潮，而且上游企业开始调价，水电价格改革启动。

　　根据经验统计，M1如果超过M2，而且如果M1有30%左右的增速，大概6～9个月后，物价一定会上去。朱民认为，一旦出现通胀，将产生两个新问题：其一，现存款利率是2.25%，如果通胀率达到4%，就是负利率1.8%了。如果不上调利率，就会出现存款搬家现象，推进资产泡沫。其二，CPI是非均衡变化，如果CPI达到4%或4%以上，会导致商品价格迅速上升，老百姓便开始抢购，会形成社会问题。

　　其实，CPI转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是否加息。但加息又会引起新问题，比如企业成本问题、外资流入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所以，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是CPI。

　　因此，余斌认为，“为防止资产价格和物价过快上涨，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时机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在保障已开工建设的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随时调整资金下拨进度和建设规模；二是在信贷规模比上年明显缩减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加大补贴力度，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通胀能力。

　　“房地产涉及六十多个行业，所构成的产业链很长，其增长速度低了，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涉及到就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以购买住房、汽车为主的阶段，2010年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局面，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靠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信贷空前宽松，自住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相结合，房地产市场未经实质性调整就开始再度走高，房价持续上升。导致社会恐慌心理加重，投资需求日盛，供求矛盾凸显，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市场面临调整。

　　对此，余斌借历史经验强调，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部分亚洲国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房地产和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我国房地产泡沫化，其危害同样难以估量。”

　　他分析说，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难以为继，政府调整房地产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调整力度过大，导致房价由升转降，消费心理随之改变，则有可能重现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市场萧条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缩-金融风险加剧-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将会使已有的稳定回升局面受到冲击，并可能使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境。”

　　在上述两难选择中，余斌强调，政府应明确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把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缓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价作为基本手段。

　　基于此，他提出要区别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区别不同市场面临的矛盾，采取差异化政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市场特征，宏观调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产价格等情况的变化制订针对全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是区别真实需求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场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在保障首次购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率、税收等政策有效打击投资性需求，减轻商品房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压力。

　　三是区别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房价上涨，难以承受目前房价的人增加，政府应通过加快廉租房建设等，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门市市长王玲更具体指出，调控房地产市场，决不能把稳定仅仅理解为控制价格，“涨太快了，就赶紧挡一挡。过两天老百姓不吭声了，就继续让它涨”，而是要通过保障房制度、土地财政和物业税等综合角度，“拿出长远、系统的政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