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架空”的龚占英却有了难得的自由。每天，在炕角别人给的一台旧电脑上，她上网，看文章，和关心乡村选举的人在网上聊。别人送她一本中国社科院于建嵘的书《底层政治》，她看得如饥似渴。

　　为什么农民有了选举的权利，但选票承载的权利落不到实处?我经历了真实的选举，可选举上去了，又对村庄有什么改变?这就是中国的基层民主吗?

　　她问自己，也在思考村庄的未来。

　　2009年12月，全国人大公布《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草案，并征求意见。龚占英意外地发现，自己和众多三农学者关心的“村两委”矛盾问题、村和乡镇的矛盾问题，并没有在这个修改草案中解决，反而平添了很多障碍。

　　她认为，这次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草案，把村委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的权力交给了乡镇政府。与原法中乡镇对村委会指导、帮助、不得干预村庄自治的规定违背。

　　还有一条，规定村支部“领导”村委会工作，也和村民自治的精神矛盾。“指导怎么能成为领导呢?”她问。

　　龚占英把自己的思考写了下来：“在乡村里，一次选举后，往往产生两个权力核心。一个是村民选出来的村委会，另一个往往是镇政府支持的村支部。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些，都和法律规定的模糊有关系。”

　　她建议，既然自治，就应该给村民充分的自治。让他们能够真正地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言人，并把权利落到实处，而不仅是一张选票的权利。

　　2010年1月，她和山东的崔祥联、河北的王五等其他几位村官，把凝聚着自己思考的这封信寄给全国人大，但到现在都没有回音。

　　而与此同时，受到镇上支持的村支书魏世军仕途顺利。通过“选拔优秀村支书当公务员”这个地方政策渠道，2008年魏世军成为乡镇一级的公务员，并继续担任西骆驼坊村的村支书。“村主任龚占英原来就‘上访’，当选后继续‘上访’，不管村里的事情。”说到村里的“两委矛盾”，魏世军对本报记者说。

　　他承认公章以前在他手里，现在由镇上管，但如果村里有征地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他去盖章。

　　3月4日这天早晨，龚占英从北京回到了家中。她家的平房还是1964年盖的，低矮、促狭。母亲抱怨着：“原来我家光景挺好。自从她做这村长，家里积蓄都花光了。也把她婚事耽搁了。”“唉，我看你是为了集体，害了自己。”母亲叹了口气。

　　龚占英的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满是冰雪。她低低地说：“那我也得走下去。”

　　“龚占英的遭遇并不是孤例，近年来，全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情况。反映出的一个现实是，基层民主中的乡村选举已经很难正常进行下去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李凡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基层民主的研究。谈到如何看待中国乡村草根民主中的问题，龚占英这样的乡村精英出路在哪里?李凡的看法并不乐观。

　　事实上，中国乡村一级的基层民主是从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草案)》后发展起来的。此后，由于选举的介入以及选举方式和选举制度的不断发展，被人们认为具有“民主”的涵义在内。又随着村民自治中的“海选”等举措，这一农民的自治又更具备了“民主”的色彩，并因此而成为“农村基层民主”。

　　李凡认为，龚占英的遭遇中，折射的矛盾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乡镇和村庄矛盾，以及村“两委”即村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矛盾。事实就是，村民选出代表他们意愿的村委会主任，而乡镇为了控制村庄，安排“自己”的支部书记。

　　“村委会领导经全村村民直接选举，在村级权力结构中具有很强的合法性。相对于这种合法性，那种在只占群众少数的党员中产生、并由上级任命的党支部，就受到村民们和村委会的质疑。这两年来，两委矛盾冲突已经公开化，有些地方比较激烈，发生了许多当选的村委会拿不到印章，无法领导村里经济的事例。”李凡曾撰文写道。

　　而龚占英所在的大同市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因为地处城市边缘，在土地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无疑成为乡、村矛盾的多发地。

　　“其实这种矛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要控制地方资源，而控制资源最好的办法是控制村庄的权力中心。”李凡认为。如今一些地方以创新名义给村支书“公务员”待遇，客观上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村庄。

　　李凡认为，这些现实问题，导致乡村自治、基层民主如今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边缘。在河北等地，已出现很多村庄多年不选举的情况。而这些，已为基层民主的尴尬处境敲响了警钟。而其根源，是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这样基于选举制度的乡村基层民主，还是难以衔接。说到底，现在要关心的，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民主权利是否真正地落实?农民手中的一票是否还真有用?

　　而在本次全国两会上，来自黑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律师迟夙生，也注意到了龚占英等“村官”的建议。长期关注基层民主选举的她，递交给本次大会的议案就是关于村委会组织法修改的。

　　“乡村选举关系到整个基层民主的发展，龚占英等基层实践者反映的问题，应该引起立法者注意。”迟夙生对本报记者说。

　　本报记者江雪文\图

　　对话龚占英——

　　权利不是天上掉馅饼要自己去争取

　　记者：当村主任5年了，你说自己只是个名义上的村主任。现在还有劲头吗?

　　龚占英：有时很无奈。当村主任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结果我光维权了。大家都劝我，这样又做不了事，随便做点生意什么的，生活也比现在强。

　　可我是经过思考的，我觉得我这样做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村民们希望我能做事情，带来一些具体的实惠，但我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拿到公章，维护村民的民主权利，也是为他们做事，只是他们有时不理解。

　　记者：还会坚持下去吗?

　　龚占英：虽然有时也感到喘不过气。不过多想一想，就捱过去了。我就是想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这些发生在我的乡亲身上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

　　记者：但现在选你的人，已有些灰心了。

　　龚占英：实际上我也快灰心了。因为我对不起那几百张选票。别人也说，你咋活得这么累呢。当初全村人有委屈，没处申冤，把我选上了。至少我没有同流合污。

　　记者：这些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龚占英：就是当选之后，上级这种干预的压力，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完全颠覆了我的思想。

　　记者：以前是什么思想?

　　龚占英：以前觉得，不管法律上，道义上，人之常情也好，我认真为老百姓做事，镇政府就应该支持我，没想到这么难。

　　别人说，你不是玩政治的人。我说我就不是，也不愿去玩政治。我就是村民中普通的一员。有些人建议我和政府靠近些，前途无量，我说，那是别人眼里的前途，和我想的不一样。

　　记者：一些人认为基层民主做不好，包括出现贿选等现象，是因为农民素质不高。

　　龚占英：我觉得外面的人，真正了解农村的不多。虽然因为基础教育不好，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但素质也是环境造成的呀。看你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给他们。我们村刚开始选举时，他们不看重自己的票，后来经过真正的选举，他们就知道，卖了选票，等于把自己卖了。

　　乡村选举为什么出现贿选?一个重要问题是村民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两个候选人一样“黑”，并不想为村民办事，那谁出的钱多，村民就选谁。

　　记者：你觉得乡村民主的出路在哪里?

　　龚占英：拿我们村庄来说，打个比方，全村人的东西都在这个锅里，拿勺子打饭的，就是村支书一个人。他的权力是谁给的，谁来监督他的权力?

　　现在镇上和村上的利益纠结，主要是征地款。我是民选的，如果光听上级的话，就违背了老百姓的利益。但书记是上级指定的，他们就可以控制。

　　如果选出一个正直的村主任，会认真地对待自己手中的选票，但如果选上后，他变了，不为你负责了，怎么办?如果老百姓把自己的民主权利寄托在一张选票上，那这个民主权利还是要被架空的。所以，还是要让村民们能够真正参与到村庄的管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告诉村民们，要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争取，别人不会主动给你的。

　　“我想不通，为啥要把村主任叫村官呢。‘官’和民主制度不是矛盾的吗?”躺在火车上铺，龚占英像是在给记者说，又像在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