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斯猷每天习惯性地来到公告栏前看看，这个在民国时期曾跟国民党高官何应钦拍桌子的人，是云南省广播电台首批记者，现在是这个院子里的精神领袖，也是公告栏上的“94号院评论员”。

　　1月11日上午，第一份拆迁公告贴进94号院。1月18日，这个有20多年历史的小区首次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推举出龙斯猷等12个代表，主要责任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还找到了组织，1月21日，通过云南省广电局协调，春节期间暂缓动迁。

　　正当住户们以为看到希望时，1月25日上午，龙斯猷从广电局里带回来确切消息，94号院还是要拆迁。他觉得事态严重，一定要将住户发动起来，就在小区里贴出第一张署名大字报。

　　当天晚上8点多，进入小区的动迁员与居民发生冲突。在约定的次日下午3点的座谈会上，龙斯猷说这个小区基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老工程师，已退休多年，待遇微薄，这些房改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现在房价飞涨，凭你们的补贴何处安家?一点房子的优惠都要剥夺，于情何忍，于心何安?”对方不为所动，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陈永谦承认前期工作有缺陷，向他们表示歉意，但对提出的问题表示要向区里汇报，未答复之前还要继续干。

　　即使是同意拆迁希望能以旧换新的年轻人，对于对方开出的补偿条件也不满意。选择回迁的话，面积变小了;接受补偿的话，6000多元/平方米的补偿价太低了。

　　条件未能达成，双方的博弈逐步激烈。动迁员开始频繁进入小区。老人们也开始了反击，动迁员被赶出家门，居民还自发组织巡逻队，看到有陌生面孔就上去盘问。小区被街道拆迁办描述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孤岛，而这些老记者、老革命也成为拆迁“钉子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晓阳在这个小院里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朱江自1964年调入广播电台后，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搬到云南省政府几年，其他的时间都在94号院里度过，直至2009年5月去世。

　　朱晓阳最近几年的研究课题就是城中村，在2007年-2009年，他就带着几个学生从社会学的角度在关注深圳、北京和昆明的城中村改造。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昆明的城中村改造和拆迁，有类似吴井办事处一带成功的个案，同时也有螺狮湾这样的教训。对自己曾经生活其中的94号院被纳入城中村改造，更令他感到“匪夷所思”。

　　城中村改造扩大到事业单位，不只在广电局，就在广电局对面的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所在的片区，同样被圈进棕树营村的改造，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天，几百名老医生、老教授被告知要拆迁，在他们的极力反对下，至今未能拆迁完成。

　　在他们的身外，仇和主政昆明后全城大拆迁，拆城中村、拆批发市场、拆立交桥、拆户外广告、拆防盗笼，昆明城内四处大兴土木、热火朝天，有人说这是“十年工程一年完工的大跃进”。

　　大拆迁让昆明人失去不少记忆，尚义街花市、北大门美食城、张家营旧货市场，盛行百年的西山马街集市，这些让昆明著名诗人于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都被拆掉，而有着几十年地方传统，涉及上万商铺的螺狮湾市场的拆除，更是激起强烈反弹，租户上街堵路引发群体性事件。

　　朱晓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昆明是在拆迁条例出台前夕搞“突击拆迁”，他给参加今年“两会”的北京大学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送去资料，形成提案和建议，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制止“突击拆迁”。

　　同样提出反对意见的还有部分云南省政协委员，在政协关于城中村的会议上，不少委员频频开炮：“老百姓拥有100%产权的房屋，为什么却要被逼拆迁?”“为什么开发商买我的房子是开发商定价，开发商卖给我房子还是开发商定价?”

　　斗争仍然胜负难分，行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也成为94号院寄予希望的法宝，但他们同样担心，条例的出台能否跑得过当地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今年7月26日。

　　而在政府官员的眼中，姑且不论条例能否这么早出台，即使是出台到执行，还有许多程序要走，显然绝非朝夕之功，而昆明的城市建设已经“等不及了”。“看你像是在政府工作吧，知道政府工作的原则，肯定要按部就班进行”，一个动迁员对记者如是说。

　　94号院公告栏的最新一篇评论是关于温家宝总理指出的“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一个署名“程赤兵”的“评论员”如是写道：对老百姓来说，什么是幸福和尊严，是春运不必为一张火车票起五更睡半夜，是努力工作有回报，能得到房子，不会被强行赶出家园。(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