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被字句”，如“被自杀”、“被增长”等，在语法上并非真正的“无主句”，总有一个被认定的行为人，是此类句式中隐含的主语。譬如，“被自杀”的真正杀人者，当然是狱中的狱霸或警察;工资“被增长”的造假者，当然是屡受质疑的统计部门。“被字句”传达出的真正情感，是弱势者命运被他人支配甚至愚弄，而又无力拒绝反抗的愤懑和无奈。

　　而在“犀利哥”“被犀利”的过程中，支配和愚弄了“犀利哥”命运的主体，正是我们这些所有参与了围观的人。在这个特定的“被字句”中，一向弱势的大众，终于扮演了一回支配他人命运的“强者”，只是对此至今无人愿意承认。本来按照基本的社会伦理，一旦意识到“犀利哥”无力支配自己的意志，我们应该立刻停止对他的所有好奇和围观，还给他和家人一个相对独立的疗伤空间。遗憾的是，在对自己的命运和痛苦高度敏感的同时，我们却没有对他人的痛苦保持着同样的敏感。在一个越来越热闹的“围观时代”，看台上的看客们相互激荡着陷入狂欢，却往往无暇关心被扔到聚光灯下的那个人，究竟是在愉悦地表演，还是在痛苦地痉挛。

　　现在，“犀利哥”已经回到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中，据说经过一番梳洗的“犀利哥”，已经褪去了“犀利”的外表而变得毫不足观。这样的变化于他应该是一种幸运，那些试图从他的“犀利”形象中发掘商机的商人，大约因此而不再打扰他的平静，那些总是试图在他的深邃眼神中寻找共鸣的“思想者”，也可能因此失望而去，还给他一份吃喝拉撒的寻常生活。

　　如果不对安迪·沃霍尔的预言作太狭隘的理解，则“犀利哥”从出名到湮灭的过程，大概也没有超出“15分钟定律”的范畴。唯愿这“15分钟”之后，“犀利哥”还有更长远且更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