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日积月累
记者在去北京采访桑兰之前,曾通过宁波市体育局与桑兰的父亲联络,可他的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桑兰对记者说:“拜托你们不要去打扰我的父母,不要再去刺激他们了,我真的很心痛。”提起父母,桑兰很动情:“3年前我就让父母回宁波老家了,不想让他们一直在北京照顾我。这些年他们也苍老了很多……”
对桑兰的父桑史盛来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12年前那一幕:1998年7月22日早晨6点,桑兰浙江宁波的家中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体育总局的领导说:“桑兰在训练时出了点意外,请你们准备去美国!”桑史盛一下子蒙了。当晚6点,桑史盛和妻子陈秀凤赶到了北京,他们急切地询问情况,总局领导说:“放心吧,桑兰当时昏迷,现在好了,没问题了。”桑史盛将信将疑。用了两天时间,护照、签证办下来后,桑史盛夫妇飞到了纽约。在纳苏医疗中心,桑史盛见到了整整两年没有见面的女儿。手术后的桑兰睁开了眼睛,昔日健康活泼、青春飞扬的她盖着白被,显得那么瘦弱无助。在走近女儿的那一刻,桑父还心存侥幸,认为女儿一定会康复的。随后,医院的主治医生让他去办公室看CT片,告诉他:“桑兰第六第七节颈椎错位,伴随完全性脊椎神经损伤,可能终身瘫痪……”,听到医生的话,桑史盛“扑通”一下跪在医生面前,撕心裂肺地哀求道:“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能让她在轮椅上坐一辈子啊!”医生无奈地摇头……
常言道:时间可冲淡一切。然而,12年的时间却抹不掉桑兰心中永远的痛。桑兰说:“这种痛,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想象的。” 高位截瘫毁灭的不是生命,而是健全、完整的生活状态和无比美丽的人生梦想。人最痛苦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年复一年,一望无边。
上海仁济医院医学博士王坚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高位截瘫”指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脊髓损伤,而脊髓损伤就意味着损伤点以下的部位感觉、运动功能全部丧失,大小便失禁,性功能障碍,心律、血压、出汗以及体温调节功能失调、痉挛(肢体反射增强或僵硬),神经痛,肌萎缩,骨质疏松和骨退化……上海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陈婕说,桑兰不但双腿不能动必须坐轮椅,连双手也只保持了部分功能,比如系扣子这样的日常小事,普通人一秒钟就可以完成,像桑兰这样的截瘫者3分钟也未必能系上。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桑兰的手指关节蜷曲无法伸直,如果她想拿稳什么东西,必须借助掌根。桑兰在给《新民周刊》读者题字时,用的是一支特殊的水笔。据了解,截瘫者中比桑兰更严重的患者必须使用呼吸机,比如已故超人扮演者克里斯托弗·里夫。一些情况较轻的的患者双手功能不受影响,但必须借助轮椅代步,而且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截瘫者来说,合理的导尿次数应该是一天6次。由于小便失禁,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肾病,这是由于截瘫者不但感觉不到尿意,而且无法控制膀胱肌肉,不得不通过按压等方法将尿液挤出。按压的时候由于膀胱内压力过高,很容易导致尿回流引发肾炎直至尿毒症……桑兰在接受《新民周刊》数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手臂上出现了红斑“过敏”现象,桑兰说:“我一憋尿就‘过敏’,提醒我要导尿了。”
这样的艰难时日不是一天两天,再坚强的人也可能崩溃。
去年9月,桑兰“保姆门”事件一时成为焦点。起因是桑兰在网上发表的一篇《什么是家政服务》的博文,指责保姆工作不力,引发网友争论。当时,桑兰在经纪人的帮助下,用相机拍下了自己家中各个脏乱的角落:打印机蒙了一层灰,卫生间墙壁瓷砖上一片黑迹,抽油烟机周围满是黄黑的油垢,相框上灰尘满盈一摸一个手印,队友当年赠送的千纸鹤的绳子上也长了“千年的尘土、万年的毛儿”……在这满是灰尘与污垢的房屋里每天进行“无菌导尿”,居然“今天还活着”,还没有尿路感染,感到“庆幸”的桑兰对小保姆满是无奈与心寒。一天清早,小保姆突称父亲病重,提着行李拂袖而去。
面对桑兰的公开指责,小保姆杜春兰显得相当委屈,她专门上网找到了桑兰那篇博客,看过后哭了两次,“为什么这么说我?她博客里写的那些东西让我看了很难受。”博客中称她“木讷得像可可西里的枯枝”,还公布了她包括身份证号码在内的许多个人信息。杜春兰认为桑兰的博客写得很片面,“桑兰跟普通人不同,很难照顾。我每天都睡不好觉,你想她一天要导三次尿,一次就是两个多小时,三次下来就六个多小时了。她还养了三条狗,每天我还要去遛狗。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杜春兰说,在桑兰家干了两个月,自己瘦了十几斤。杜春兰还说:“其实我跟桑兰相处得还可以,她很喜欢吃我做的饭菜。我提出辞职时,她也没说什么。我搞不懂,她怎么在网上说了我这么多坏话。桑兰在我们公司换了多个保姆,换得这么勤,她怎么也不想想她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聊天中,记者了解到桑兰其实只养了一条狗,而不是像保姆小杜所说的“三条”,导尿时间一般都是一个小时而不是“两个小时”。去年那起“保姆门”事件桑兰也挺心烦,不过现在她平静地说:“事情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何必还去纠缠呢,也没有意思。”她说当时那么生气并不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因为保姆这一行业很不规范,服务没有保障,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养,为此桑兰还专门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情景剧,来揭示这一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当年桑兰受伤后从美国回来,正式从国家体操队退役,到中国康复中心继续接受康复治疗,为此,中心特意为她安排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住房。此时的桑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坐着轮椅都无法靠近洗脸池,无法拿吃饭的筷子,无法穿衣,为此,桑史盛夫妇双双辞去工作,举家迁往北京,做女儿的全职守护神。桑史盛夫妇不知不觉在女儿身边守护了十余年。常年超负荷的劳作,让桑史盛过早地衰老了。他才50来岁,头发已经花白,还落下了腰酸腿疼的毛病。
3年前,在京照顾了她近10年的父母回了宁波,孝顺的桑兰不让父母在自己身边照顾她,就是想告诉家人,想让父母放心,她虽然残疾,但并不是个废人,她能够自立。然而,如果桑兰只是靠现有的工资,她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保障。当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一次性各付了20万元补偿金之后,桑兰算是与国家体操队脱离了关系,再也没有经济和医疗保障。目前桑兰的全部固定收入,是浙江省体育局给的1600元工资和600元保姆费,共计2200元,这笔钱如今在北京都请不到一名特护人员。医保所承担的看病费用不能完全满足目前桑兰的需要,桑兰的美国主治医生希望她每天都做康复训练,但每月康复训练的费用就需要3000元左右。
现在桑兰每月支付保姆费2700元,比去年涨了100元,加上其他必需的生活费,总数至少要5000元,这都要靠桑兰额外工作才能挣出来。目前桑兰通过写书、拍电视剧、担任主持人、拍广告等一系列工作,可以达到一个相当于白领的小康生活水准,以后如果能与相爱多年的男友兼经纪人黄健结婚,那么她的生活应该没有后顾之忧。可是,在桑兰看来,她坚持打这场官司,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她自己,而是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残疾运动员。
两周前,桑兰在网上连发19条微博(http://t.sina.com.cn),直指国家体操队在她受伤后的12年里对其不闻不问。一些领导甚至对她正常的采访活动进行了干扰。而造成她今日“完全性脊髓损伤”行动不便的那场“事故”,桑兰特别声明并非“意外”,而是“事故”。时隔12年她要打的这场跨国官司,是要求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承担当年组织混乱的责任,赔偿她的损失。桑兰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国青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 ‘桑兰和我们没关系’。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凉了一半,虽然我的人事关系在浙江,但就这一句话,我的心很寒。”
于是,桑兰翻起了12年的旧账,历数国家体操队和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对她的冷淡和回避。黄健插话说,现在体操队某知名教练“看到桑兰就躲”。桑兰渴望尊重、渴望关注,她说:“从我受伤到现在没有过再次踏进场馆的经历。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每年的体操队春晚都没人邀请我。前些年王钧副局长来家看望我,要求体操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春晚,我这才有幸回了一趟体操队。”
对于桑兰在网上发微博的“反常行为”,国家体操中心并没有正面回应,体操队领队张佩文说:“没有听说这件事情,现在不方便说什么。”尽管居住在北京,桑兰本人的关系目前在浙江省体操中心。浙江省体操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桑兰回杭州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见面,前不久她在杭州和瘫痪的排球运动员汤淼碰头的时候,看上去心情还蛮好,我们也很意外看到她在微博上写这些。”
桑兰的经纪人黄健则表示,“不管怎么样,桑兰是代表国家体操队比赛时受伤的,当时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想体操中心肯定是清楚的。在我看来,现在这个情况,是很多事情多年来日积月累导致的结果。”
运动员维权或许已是老生常谈,桑兰的遭遇却让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诸多退役后的伤残运动员。近年来,桑兰作为“奥运之星保障基金”的发起人,为了让更多曾做出突出贡献的伤残运动员有个更好的归宿,加入到了保障基金的筹建工作中。已近而立之年的她下定决心“打官司”,既是为自己的明天,也是为中国伤残运动员的明天讨说法。
桑兰赢面有多大
桑兰的官司的关键是取证,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桑兰能够赢得这场官司,那么她不仅会为自己讨回公道,而且还必将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
撰稿/朱 彦
外界对桑兰“讨说法”褒贬不一,围绕整个事件的几大焦点问题值得深思。在某网站一项调查中,有76%的网友认为,此举是中国体育界维权意识的进步,桑兰有权为自己申诉。
为什么这个官司迟了12年
【焦点问题】国内媒体对于桑兰这起跨国官司的焦点,集中在“诉讼时效”上。桑兰强调,之所以时隔12年后再提旧事,是因为当年一些外界因素不允许她“寻求说法”,暗指有领导示意息事宁人。
【专家说法】“在举国体制的大环境下,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界都有‘个人服从组织’的意识,一方面,这确实有利于维护大局。与此同时,也使得多数运动员都抱有‘个人吃点亏就算了’的想法。”这或许也是当时桑兰只字未提,隔了12年后又站出来打官司的原因。
南京体院专家王正伦认为,12年后桑兰主动站出来讨说法,与其说是整个体育界维权意识的提升,不如说是整个国家更注重对人权的保护,“桑兰维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个案。”
国家队与桑兰到底有无关系
【焦点问题】桑兰在其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国青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桑兰和我们没关系’。”
【专家说法】桑兰和国家队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专家分析说:“我们的国家队不属于常设机构,按说国家队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应属于聘用劳务关系,队员从地方队调到国家队,双方应有明确的协议。比如,美国‘梦之队’要从NBA某俱乐部调人,必须有相关的契约,其中包括对运动员的权益保障。”但无论是12年前还是如今,国家队都是一纸调令就把运动员要走了,不会签订任何契约。而运动员在国家队训练或代表国家比赛期间,他们的各种关系还在地方队,工资也在地方拿,国家队只给训练津贴。于是,这就造成了桑兰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发生意外后,没有明确说法,也缺乏第三方力量介入来帮助她维权。而桑兰事件之后,我国运动员虽然都有了意外保险,无论代表国家队或地方队参赛,这方面有了相应保障,但在运动员自身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责权不清晰等问题。
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往往投诉无门
【焦点问题】12年前在美国出事后,桑兰得到一份美国方面的医疗和意外合并险。此次她投诉也直指美国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有人称,当时国家队带着未满18岁的桑兰参加商业比赛,却未帮她办理任何保险,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桑兰无法就此将国家队告上法庭,因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
【专家说法】在西方发达国家,运动员维权意识很强,他们国家相关法律也非常成熟。在我国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却很平常。比如,曾有一名澳大利亚自行车运动员为自己无缘亚运会将主教练告上法庭,主教练认为,另一名年轻选手比这名曾经的亚运会亚军更有潜力,但法庭最终却以《公平竞争法》判主教练败诉,并责成进行选拔赛。最终,老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参赛资格。
我们国家现行《体育法》没有相关实质性条款。这也是为何足球界出那么多事,却苦于“无法可依”。要保证运动员权益,当务之急就是将体育纳入法律轨道,制定出实施细则。另据上海著名律师庄正权分析,桑兰的官司的关键是取证,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桑兰能够赢得这场官司,那么她不仅会为自己讨回公道,而且还必将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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