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浴保健会馆老板高某直接告诉蒋红:不要找店方的麻烦,不要和店方谈赔偿,不要把事情闹大,即使闹大,他们也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9月27日,足浴保健会馆内发生强奸案的消息传了出去,蒋红的很多老乡、同事便闹了起来。不少人觉得这个地方的安全无法保障,便以足浴保健会馆经理牛宝钢为首,向店方提出辞职,要求结清工资,同时要求店方对蒋红所受到的伤害给出一个说法,就自己应担负什么样的责任给出说明。
对于店方来说,足浴保健会馆即将在10月1日正式开业,但当时人手还有些不足,如果再有十几个人辞职,将会造成不小的损失。就这样,双方僵持住了。
而对于蒋红所受到的伤害,店方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足浴保健会馆老板高某直接告诉蒋红:不要找店方的麻烦,不要和店方谈赔偿,不要把事情闹大,即使闹大,他们也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于是,打工者们的维权行动逐渐升级,他们在豫港商务酒店门前静坐,但也没起到多大效果。店方也进行了一些说服工作,其中一些人就又去上班了。一开始和蒋红等人一起提出辞职的同事有十四五人,最后只剩下了10人。
9月30日下午,足浴保健会馆几名保安、服务生进入蒋红所住的房间,要求她搬出去。一位保安队长打开了蒋红的包进行检查,然后提了出去。
这个房间是强奸案发生后,钟某为了照顾蒋红的自尊开的。蒋红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就这样搬出去,便与来人发生了争吵。
争吵声惊动了和蒋红站在一边的老乡和同事,他们赶过来,与店方发生对峙。最后,店方让步,暂时撤退。
10月3日,双方的对峙进一步升级。蒋红的陕西老乡们将蒋红的遭遇写了一份材料,在社会上散发,控诉店方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而对于受伤害的员工又缺乏基本的同情。
当天下午,会馆老板高某与蒋红再次谈话,再次强调店方没有责任;如果再闹下去,店方将通知其父母,让他们来把蒋红带回去。
这些话刺激了蒋红,因为事情发生后,蒋红一直设法避免让家里人知道。蒋红再次情绪失控,跑到酒店楼顶企图跳楼。此举惊动了公安、消防部门,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红才从楼上下来。
●半夜被赶出酒店
“我们身上都没什么钱了。花的是赵娟的钱,她爸爸给她卡里打了500元的路费,让她回家。”
蒋红被劝下来后,长兴派出所一位民警做了很多工作,让她“先安心在这儿住着”。
然而,在警察离开20分钟后,又有20多人冲进她所住的房间,进门就往外搬东西。据几位当事人说,牛宝钢上前阻拦,被人揪着头发打倒在床上,鼻子也被打破。蒋红也被人架着胳膊往外拖,蒋红挣扎反抗,有人上来打她,蒋红的老乡赵娟冲上来抱住她,两巴掌扇到了赵娟头上、脸上。张青眼看着女友赵娟被打,冲上来试图还击,但根本不是对方那么多人的对手,混乱之中,挨了几拳。
这一场斗殴,店方后来极力否认,而蒋红等人也试图证明确实发生过,但最终也未能提供直接证据。
当天晚上,蒋红被赶出了酒店房间,行李被扔在楼道里。那一晚,一位至今还在会馆打工的当地女孩在三楼见到了被赶出来的蒋红等人:有人在哭,有人低着头,冰冷地沉默着,蒋红躺在楼道的地毯上,赵娟抱着她的头,低声啜泣。
这位当地女孩说,她心里很难受,出门在外真不容易,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到哪里说理去呀?
“警察来的时候冲突早已经结束,店方大获全胜,我们这边好几个人挨了打。”报警的田静这样告诉记者。当老乡们和店方发生冲突时,这个女孩没有参与,而是躲到了一边。
她说自己一个小女孩,身在外地,只想老老实实地打工,干干净净地赚钱,不想打架,也不敢打架。
后来,由店方出资,警察带这些与店方冲突的打工者离开了豫港商务酒店,到另一家酒店开了两间房,安顿10名打工者暂时住下。
10月4日上午,警察过来给蒋红等人做笔录。其中蒋红、牛宝钢、赵娟、张青、董某等5人提出在前一天晚上的冲突中被打了。警察要求他们做伤情鉴定,并为他们出具了鉴定委托书。但他们都没有做,理由是“没有钱”。
这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身上都没什么钱了。花的是赵娟的钱,她爸爸给她卡里打了500元的路费,让她回家。”田静说。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长葛的遭遇让这个不怕吃苦的姑娘差点崩溃。她知道,在她仅仅工作了十来天的那个足浴保健会馆里,有很多人同情她,同时也流传着一些对她不利的言论。她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0月5日上午,他们到派出所要求主持公道。一直到晚上十点多,一位警官答应给协调,并给了他们100元钱,他们在派出所旁边的小旅店住下。
10月6日下午,长兴街道办社会法庭、长兴派出所等单位在长兴街道办召开协调会,希望能够让这场发生在足浴保健会馆的冲突画上一个句号。
这些来自异乡的打工维权者们,要求店方支付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资,并对10月3日晚的暴力冲突给予赔偿。
协调工作做得很艰难。直到10月7日下午,双方才在长兴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蒋红等人拿到了工资,但他们反映的店方和他们之间的打架事件,店方不予认可,经调解,店方愿意给5名自称被打者赔偿300元精神安抚费,此事得以了结。
对于这个调解协议,办事处的解释是:蒋红等人虽然主张自己被打了,但没做伤情鉴定,也看不出伤痕。店方坚决不承认。作为调解者,只能是劝说店方拿点钱出来息事宁人。店方也觉得很冤,但因为还要在这个地界做生意,也就只好给办事处一个面子。
10月7日晚,蒋红等人领到了工资和精神安抚费,10个人找到一家小旅馆,花120元钱找了10张床,住了一晚。记者与豫港商务酒店老板赵某电话联系。对于蒋红等人反映被打一事,这位赵老板的答复是“打个屁”。他愤怒地给这些打工者们一个评价:“这些无赖,这些刁民!”
一位保安甚至质疑蒋红在10月3日的自杀行为是在上演跳楼秀:“为什么不直接跳下来,而是边喊着跳楼边让自己人报警?”
10月8日上午,蒋红被派出所民警叫去两次,告知她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报请批捕,并在证物单上签字。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而对于蒋红来说,心里还是满腹屈辱和怨恨。
19岁的蒋红来自一个八口之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前几年家境困难,随着几个孩子都出门打工赚钱,情况逐渐好转。蒋红很早就出门打工,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也开始打工。
蒋红觉得自己的承受能力还可以,她虽然年纪小,却吃过很多苦。2007年3月份,她只带200块钱孤身前往杭州,到了后又参加培训班,培训费花去了110元,实在没有钱住店,晚上就睡在公共草坪上,白天去上课。完成培训后,应聘到一家工厂,厂里上班要办工卡,成本费15元,她连这个钱都拿不出来了,只好向家里开口求助,然后进厂挣钱。
但长葛的遭遇却让这个不怕吃苦的姑娘差点崩溃。
她知道,在她仅仅工作了十来天的那个足浴保健会馆里,有很多人同情她,同时也流传着一些对她不利的言论。她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下页导读●收获了怨恨的奔波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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