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无形之手

　　按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政府管制措施，“无论你在家里上网，在公司上网，还是在网吧上网，都很容易找到你。实施更彻底的网络实名制，只不过是为找人提供一个‘快捷键’而已”

　　商业利益驱使下的侵害，远非“实名制”泛滥最可怕的后果。来自公权力的“无形之手”，更令人不安。

　　“‘实名制’正在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伟哥’。”一向出语泼辣的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在2007年撰文提醒，“中国社会存在着滥用实名制的巨大危险。”

　　对于正处于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等基础制度框架尚未成型，同时又遭遇信息化时代冲击的中国来说，这种警醒可谓一针见血。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2008年1月，面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陕西绥德县县委宣传部长的言语中满是抱怨。

　　“实名制”的出现，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背影。突如其来的网络和电信技术的革新，使得信息传播和公民的自由表达，与新技术实现了完美拥抱。而政府对信息的管控，则面临全新的挑战。

　　2007年，短信和互联网，让数万厦门市民，不约而同地集体走上街头“散步”，以抗议即将降临的PX项目。

　　2010年7月的一个下午，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地铁口发生千人聚会“保卫粤语”事件，而当日聚会的通知，早已在豆瓣网、广州本地青年网络社区传播多时。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像舟曲泥石流、央视新址大火以及各种矿难等天灾人祸，几乎是在事发同时，各种信息和图片即在网络上传播，封锁消息已成为不可能。

　　在品尝过互联网的自由开放之甜蜜后，面对官方强势推进的“网络实名制”，中国公众中反对者众多。他们眼中，“实名制”将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泄露个人信息、妨碍舆论监督、堵塞疏导社会矛盾的排气阀……

　　例如，2007年6月，厦门市政府的一次会议决定准备出台一个关于“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的办法。该市工商局副局长田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办法将可能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实名制”——“后台实名注册，前台实名发表，必须用身份证上的名字发帖”。

　　网友普遍猜测，此举与当时厦门市民利用网络“串联”，反对PX化工项目的事件有关。有评论反击说，此举意味着如果鲁迅在世，他在厦门发帖必须用“周树人”的名字，否则将违反厦门的法规。

　　业内人士指出，按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政府管制措施，“无论你在家里上网，在公司上网，还是在网吧上网，都很容易找到你。实施更彻底的网络实名制，只不过是为找人提供一个‘快捷键’而已。”

　　2007年7月18日，一场暴雨，水漫济南市街区，网友们在舜网论坛“路路畅通”板块对暴雨的影响讨论热烈。一位名叫“红钻帝国”的网友是其中的激进派，在“银座商场进水是否有人被淹死”的问题上，她坚持认为：肯定有人死了，只不过真相没有公布出来。

　　银座商场高管报警后，警方很快找到了这位23岁、在婚纱影楼工作的女孩。“红钻帝国”被以散布谣言为由治安拘留。之后，“上网发言的危险性”被广泛引以为戒。

　　在此前一年，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因发送了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而失去自由。他被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拘捕。经舆论关注，该案被认定为错案，但“彭水诗案”亦成为被反复提及的镜鉴。

　　此后，“福建三网民案”“河南王帅遭跨省追捕案”等层出不穷的“网络诽谤案”，无不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使用有关。“寒蝉效应”导致人们担心：个人在通讯、网络上的这种“透明化”处境，会限制发言者“随便说话”，使人主动审查自己的言论。

　　“在中国，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种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主要呈现于虚拟空间。如果推行网络实名制，会不会破坏已经成形的‘意见市场’，带来思想的沉寂和单调化?”对于公众关心的“网络实名制”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提议全社会“反复斟酌”。

　　季卫东说：“如果导入网络实名制的目的不是保障微观人权，而是通过网络的限制本人认证制度，来加强政府的无限制权力，怎样能得到网民的多数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