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洪其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中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履约期间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受害者3年内却有增无减。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显然已成定局。（1月4日《京华时报》）

　　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中国控烟首先必须跨过第一道门槛——— 大幅度减少烟草消费中的人情消费。人情消费的一个大头就是烟草消费，它既包括不少人将高档烟草制品作为馈赠礼品，也包括人们平日里相互间的敬烟。中国需要借鉴全球公认的控制烟草流行最有效的办法，在全国每年约一千亿盒卷烟包装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癌、腐烂肺部、畸形胎儿等警示图形。这有助于突出和强化烟草消费的恐怖意味与负面价值，逐渐使送烟、敬烟成为一种社会禁忌，将人情烟草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二道门槛是，大力遏制烟草消费中的公款消费。公款消费也是烟草消费的一个大头，是作为人情消费的烟草消费在公款消费领域的延伸，并成为公款吃喝的一部分。

　　此外，第三道门槛是打破“烟草对国家税收贡献极大”的神话。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认识：吸烟的害处远远大于烟草利税增长。这不是危言耸听，相关方面的专家就预言，中国的烟草行业发展越红火，公众健康和社会整体利益受到的损害必将越大。

　　在前述中国控烟的三个问题中，实际上都能看到与烟草业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子，这正是中国控烟工作的最大“软肋”所在。就此而言，控烟的难点和重点，其实就是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控烟政策的不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