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德政

　　近日，住建部已经要求2010年年末房价上涨幅度较大的一些城市出台限购令细则，部分开发商已提前获悉这一消息。据透露，一位副部级官员在1月中旬的内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向地方官员施压，“不限购，就约谈”。

　　控制二三线城市的房价，能够引起住建部的重视，这是很值得欣慰的消息。在当下，与那些房价高昂的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管理者往往认为自己的房价不高，还有回旋的空间。其实，如果和老百姓的收入比，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居民的承受力。加之，二三线城市，是去年全国楼市成交量大幅攀升导致房价新一轮反弹的主力。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进行调控是很有必要的。

　　用行政约谈来促使限购，虽说没有明确的强制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功效。2009年，国土部就违规占用耕地、土地未批先用、土地边报边用等情况，分别与12名地方官员进行约谈，12名地方官都表示，对被约谈感到很震撼，深感自责，愿意接受国家土地总督察的批评。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即使往年没有问责，只要地方政府被约谈，整改效果都不错。”

　　相对一些地方对于各种违规的行政行为不管不问来说，约谈这种形式，让地方政府领导人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让他们感觉到约谈的“滋味不大好”，虽说约谈总体来说给人一种“权宜之计”的感觉，但能让被约谈方感到自责，让他们感觉“脸上无光”，并且能让其他地方引以为戒，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此，对于约谈制度，不能因为其没有强制性，就否认其存在的价值。

　　一般而言，约谈都是就特定事情进行商谈，约谈的内容是否公开？是事前公开，还是事后公开？是全程公开还是部分公开？这些都没有一定之规。甚至，大部分的约谈，全程都是秘密进行，究竟行政主权方与行政相对方“谈”了些什么，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外人一般是很难得到只言片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约谈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甚至有没有作用，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为了让约谈更有效果，需要阳光与约谈同步给力。让约谈的进程公开透明，媒体进行全程报道，并对约谈之后的整改进行追踪。这样做，也符合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化原则。住建部应该把与那些限购不力的城市的约谈情况向社会进行通报，让社会舆论与行政主体的约谈共同发力，给那些工作不力的地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至于使一些地方，把约谈当做耳边风。相信这样比单纯的约谈会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