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儿童照片触动 连续2年提案打拐 推动建成DNA数据库 提议修改刑法罪名

　　确定“贩运人口罪”，严惩买家，“政府应尽快建立儿童失踪快速反应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说。

　　昨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濮存昕表示，今年两会上他已提交《关于救助被拐卖儿童的再次建议》，建议国家建立打拐长效机制，加大政府投入。

　　而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将打拐迫在眉睫的建议作为社情民意提交。这份建议立刻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去年4月，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的专项行动，还建立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

　　来自公安部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2月23日，全国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8472起，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1.2万余人（详见表格）。

　　现状

　　四次打拐案件下降 2007年死灰复燃

　　郭刚堂的境遇只是中国被拐儿童家庭的一个缩影。据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全国拐卖犯罪活动非常猖獗，受害人及受害家庭数以万计。

　　据民政部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数量在100万—150万左右。而大量案例显示，流浪乞讨儿童中很多属于被成年人强迫乞讨，一部分正是被拐卖的儿童。

　　打开“宝贝回家”网站，一张张孩子的脸背后，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让人看着心酸。

　　这个目前国内最大的由志愿者发起的寻子民间组织，免费登载各种寻人信息，再由志愿者转到各大网站，使更多的人看到并提供线索。

　　一些官员和法律从业人员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业。律师张志伟就是其中之一。

　　也正是张志伟和其他几名志愿者将拐卖儿童的问题，反映给了濮存昕委员，最终将打拐活动推向了高潮。

　　张志伟告诉记者，我们国家打拐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连续打了四次，成效显著。

　　“我们从公安机关了解到，2000年以后的数据显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直线下降，每年在2000起左右。”张志伟说。

　　“然而，2007年拐卖犯罪死灰复燃，很多地方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情况非常严重。”张志伟告诉记者。

　　有人卖亲生子挣钱 有人买女孩做儿媳

　　作为志愿者的郭刚堂，在12年的寻子经历中也了解到一些拐卖儿童的情况。

　　郭刚堂说，许多贫困地区存在“自生自卖”的情况，当地的流行语“一年一大肚，一年成个万元户”，指的就是有些人专门靠怀孕生孩子卖掉挣钱为生。

　　“这些现实状况多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张志伟说。

　　张志伟了解到，还有些人贩子，自己本身是被拐卖到一个地区的。由于生活困难，慢慢地自己也参与到拐卖组织中去。“被拐参拐这种情况在大量的调查中被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且较为普遍”。

　　对于近几年拐卖儿童案件高发的问题，郭刚堂说，他了解的情况是，原来拐卖案件多发生在贫困地区，现在广东一些发达城市买孩子的案件也很多。

　　“当地的习俗认为，谁家男孩越多，在当地的名望和地位也会越高。许多买孩子的家庭，本身家里已经有男孩，但还是要买。”郭刚堂说。

　　更有甚者，许多人买女孩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做媳妇。

　　“很多贫困地区的人家，因为女孩不愿嫁过去，就买一个女孩养大了做媳妇。”张志伟说，这些情况都为拐卖孩子提供了市场。

　　关注

　　濮存昕提案得反馈 公安部部署打拐行动

　　去年，张志伟等志愿者将调研报告和触目惊心的被拐卖儿童照片放到了濮存昕委员的面前。

　　“我坐不住了，问题的严重性是我从前没有想过的。”濮存昕说。

　　两会上，濮存昕和其他几名委员将报告以社情民意的形式提交给了有关部门，建议国家加强对拐卖犯罪的打击力度；完善和健全打击拐卖犯罪、利用儿童乞讨违法犯罪的法律等，并很快得到了反馈。

　　2009年3月31日，中央综治委全体会议决定由公安部部署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专项行动。

　　2009年4月9日，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拉开序幕。

　　2009年4月26日，国家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暨公安部刑侦局召开反拐座谈会，动员全社会参与反拐行动。

　　2009年7月16日，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部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的保护。

　　进展

　　打拐DNA数据库建立

　　500多名儿童找到家人

　　多年前被拐走的孩子，可能就在你身边乞讨，你却没有辨认出来。这样的遗憾存在于很多被拐儿童的家庭。

　　去年的两会上，濮存昕委员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打拐DNA数据库，解决被拐儿童寻亲难的问题。

　　2009年11月20日，濮存昕受邀前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探访打拐DNA数据库，现场了解通过DNA技术帮助被拐儿童寻亲工作的开展情况。

　　此时，公安机关已经建立了全国联网的打拐专项DNA数据库，免费为失踪儿童及其父母提取血样。

　　根据采集失踪人口及其亲属的DNA数据6万余条，公安机关实现了数据远程比对。通过DNA比对，511名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

　　接到儿童失踪报警 必须第一时间立案

　　濮存昕委员说，儿童失踪后24小时内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得到纠正。公安部明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报警必须第一时间立刑事案件。

　　另外，民政部已组织专家开始起草专门的行政法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条例(草案)》，为救助流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依据。

　　2009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反对人口贩运补充议定书》。“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打击人口贩运犯罪领域的国际合作。”濮存昕说。

　　提案

　　拐卖利润仅次于毒品军火 打击形势严峻

　　濮存昕说，一年来，打拐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社会公众的反拐意识得到明显提高，拐卖犯罪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但不得不承认，在立法完善、政府投入、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濮存昕说，“而且打拐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打击，还需要民政、司法、妇联、计生等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和通力配合，依然严峻的拐卖犯罪形势要求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濮存昕介绍，近年来拐卖犯罪已显现出暴力化、集团化、职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全世界被贩运人口达260万，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之一，年利润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贩卖业。

　　在今年的两会上，濮存昕委员提交了《关于救助被拐卖儿童的再次建议》。

　　确定贩运人口罪 “牟利”即属打击范围

　　濮存昕认为，《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显现出打击范围和保护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建议将该罪名与国际接轨，重新确定为“贩运人口罪”（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拐卖人口罪”）。

　　而且，濮存昕建议构成该罪不应再以“出卖”为目的，而应改为以“牟利”为目的，将贩运人口进行劳动剥削和性剥削的现象纳入打击范围。

　　濮存昕介绍，目前指挥、协调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现在只有3个人员编制，全国目前只有四川省和云南省在公安厅刑警总队下设了“打拐科”，其他地区均未设立。

　　濮存昕建议，全国公安系统尽快建立起一支专业的打拐队伍，各地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打拐机构，配备必要的编制和专项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