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批学者一直在进行农民工的研究，他们的小组成员，其中一批，每天都会到北京的工地进行调研。我们约在了北京市郊的一个工地街口见面，有点意外的，三个都是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

　　就在出发前，她们特别提醒我们，一定不要拿大的摄影设备，避免引起围观。和她们聊了一会儿，原来这是她们的工作经验

　　，因为只要她们一停下来和工人聊，只要有一个工人开口诉苦，马上就会聚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对于她们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但是往往会引发管理方的注意，从而无法在工地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的方式，就是和这些农民工随机聊天。她们每天出没在不同的工地，因为不起眼的样子，很多地方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工人宿舍，但是遇到门口管理严格，看到她们面生的样子，也就不得不放弃，没有办法去了解，工地里面工人们的生活状况。

　　我采访的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和他的父母辈不同，对于将来，他没有太多的打算。只是觉得，既然已经从农村出来，当然不能回去，因为回去总是要被朋友们耻笑，但是留在城市，每个城市和他又没有任何的关联，从早到晚，宿舍工地，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他都没有了看看这个城市的心情。

　　这些年轻的农民工也是这批学者追访的重点，他们称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他们的关注，是在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这些学者希望透过调研，来分析这些年轻的农民工对于自己的未来，到底抱着怎样的希望。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把孩子留在乡间，他们外出挣钱，然后回家盖房子，把孩子养大，帮他成家立业。但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成长环境，已经和自己的父辈不同，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同，他们打发时间的方式，是上网，用QQ，打电话，发短信，逛街，甚至去唱卡拉OK。

　　当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工厂，然后再回家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适应的生活和家乡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觉得自己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只是，如果要留下来，除非在工厂工作，不然的话，他们的收入，不可能支撑他们在工厂之外的独立生活。但是工厂始终只是他们人生中短暂的一段，当他们的青春在流水线上消逝之后，他们面临的，就是何去何从的抉择。

　　用学者的话来说，这些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路越来越窄，未来成为一种逃不开的压力。至于解决的方法，学者们建议，在城市规划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农民工居住，生活，以及包括他们的孩子上学的问题。

　　这一点，重庆倒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地方。在过去的五个月，重庆已经有一百六十多万名农民工取得了重庆户口，未来陆续要转户口的农民工还有一百多万。而在今年，重庆会给一个电脑生产基地分配三万套公租房。遇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他说，其实富士康把工厂开到重庆，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因为不需要担心出现人手短缺，而这些居住在公租房，而不是宿舍的工人，对于这个城市也会产生归属感。他甚至担心，其他的沿海城市，如果不开始考虑户口问题，那么未来，人口将会随着企业向西部转移而快速减少。

　　不过，除了户口，学者们还关心资本本身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最低工资，往往会变成最高工资，和实际需要的生活工资存在距离。这个时候，需要企业的承担，需要企业流淌一些道德的血液。（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