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收入的改革序幕正式拉开。据悉，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一份覆盖社会范围较大的“涨工资方案”。该“方案”包括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较大范围地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

　　内需消费一直都是国内拉动经济增长的“短腿”因素。但就“较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举措而言，发改委等部门并没有权限干涉具体企业的工资水平，反而可能成为部分事业单位加薪的借口。

　　进一步来说，如果不借助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路径提高民众收入，社会工资的普涨就相当于新一轮通胀来袭，于消费扩容初衷无益。正如一些网民所忧虑的：“如果是通过印钞票来实现工资增长，最可怕的是多印的钞票可能还不会变成我们工资上涨的15%，而是变成了GDP或者房地产泡沫。”因此，唯有学习如美国阿拉斯加州分配石油分红，香港用财政结余给市民发红利等利用财政支付增加民众收入的方式，才能回应通胀之忧虑。

　　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7%，这与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偏低、预防性开支较多有密切关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表示，拟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每月3000元。此举在物价指数接连摸高的语境下，着实有利于安抚民生，但距离消费口径的实质性放大尚存不小距离。事实上，就目前居民收入水平而言，只有实现大幅增长，才可能真正叩响内需提振的“大门”。恰因此，人保部近日也高调提出“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增长将翻倍的宏远目标。但现在的问题是，工资水平定夺是企业自己的“家务事”，除了机关事业单位，行政部门无权也无力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如果机关与事业单位以响应政策号召之名率先大幅提高工资水平，最终让事业单位工资再度明显超于企业员工，则只会加剧社会分配不公矛盾，导致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的尴尬局面。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实现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验表明，广大职工收入水平实现“普涨”，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当时的日本政府强调通过强力干预，将有限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十年间制造业比重由15%升至24%，日本居民的消费观念与生活习惯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消费结构逐渐体现出高端化趋势。反观国内，包括农业、传统制造业等低效部门亟待政策给予扶持转型。一旦农民与低端务工者的收入水平提升，将会有效提振消费市场。

　　当然，财政投入在其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粮价补贴、务工者专业培训与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等均需要财政转移支付给予支持，并以此成为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高效发展的引擎。否则，游离于表面的社会工资普涨无异于向社会同比例注入新货币，居民收入增加部分将会被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所吞噬，消费增量将无从谈起。

　　在当前因居民收入总体偏低而掣肘经济发展质量的格局下，财政资金有必要及时反哺经济短板，让“国富”与“民强”齐头并进。 （马红漫 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