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他比白求恩还要白求恩”

　　有一年冬天，阳早、寒春捏了许多泥人，大家开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对老外是在庆祝圣诞节。大家当时所能了解到的信息就是看报纸，由于阳早、寒春不认识几个汉字，在延安一直跟随两人的红小鬼刘德英，就给他们当上了翻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已将新中国当成第二故乡的寒春，不能容忍看着自己的国家去侵略中国的邻国，于是用纸糊了一个美国总统杜鲁门像，然后一把火将这个“杜鲁门”给烧了。

　　从此牧场的人发现，寒春的浪漫气息少了，更多的是一种实干精神。阳早每天忙着研究奶牛，寒春也慢慢开始给丈夫打下手。由于要取土给牧场打围墙，阳早和寒春一起拿起铁锨挖土壕。“寒春干起活来和男人一样。”李桂登说。

　　时间慢慢长了，大家和这对老外已经混得很熟了，阳早被称做“阳技师”。

　　这对老外太喜欢奶牛了，也很有意思，奶牛对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如果有工人在打不听话的奶牛，阳早就会冲上去，用手拧对方耳朵阻止。

　　1952年，阳早、寒春调到了西安西郊枣园附近的西安牛奶厂，阳早任副厂长。

　　1953年，汪礼平刚从西北农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农业厅。有一天农业厅领导告诉他，省上准备将西安草滩农场和牛奶厂合并，需要一个长远规划，组织希望他协助牛奶厂的副厂长阳早一起调研此事。

　　当年的大学生现在已是79岁的老人，汪礼平说：“阳早、寒春那时已经能说比较流利的中国话了，工作中比中国人还负责、严格，将中国人的事当做他们的事情去做。”

　　有次阳早看到一位叫张金元的员工工作不够认真，就批评了他。后来阳早多次批评他，张金元认为这个老外老找事，工作中就有了抵触情绪。可后来张金元从工作中彻底服了他，见人就说阳早“比白求恩还要白求恩”。

　　在众多受访人中，现年75岁的刘国经无疑是和阳早、寒春最熟悉的。“我是阳早的大徒弟。”刘国经这样形容他和阳早的关系。

　　1955年5月，西安牛奶厂和西安草滩农场合并，牛奶厂搬迁到北郊草滩。阳早、寒春也搬到北郊。这年，19岁的刘国经从横山县到草滩农场工作。刚到奶牛场，当时的场长薛天民告诉他，这里有两个外国人，你去给他们当助手。

　　刚一见到阳早，阳早就给刘约法三章：“第一不能借我的大鼻子谋私利；第二不能借我的大鼻子欺压别人；第三要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必须要做到。”

　　从陕北三边牧场赶着奶牛来到西安草滩农场的李桂登，这时也注意到，阳早、寒春已不像在三边牧场一样吃小灶了，和大家一样上大灶。在此期间，两人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叫阳和平，二儿子叫阳建平，小女儿叫阳及平。

　　3 男女平等 寒春要求涨工资

　　阳早、寒春处处要求和中国人平等。她和阳早总是说：“我们在中国感到很幸福！我们不追求物质，我们看重的是精神。”

　　当时大家的工资都是按照国家技术人员的级别来领取的，按级别套，阳早的工资是每月160元，寒春是120元。

　　刘国经清楚地记得，寒春对此颇有意见，她认为男女平等，为何她的工资比阳早要低？最后，在她的要求下，她的工资涨到140元钱，而阳早的工资降到了140元钱。

　　大家后来又不理解，国家给外国专家一次补发5000元钱，二人不要。有一次阳早、寒春和汪礼平一起做的科研项目获得大奖，国家给的奖金，阳早、寒春也是分文不要。

　　1962年困难时期，国家给阳早这样的技术人员发中华香烟。阳早将他的中华烟散给同事吸，自己拿着烟斗抽旱烟。

　　有关领导嘱咐照顾阳早、寒春的生活，农场职工的标准是“粗粮不限，粗细搭配”。阳早就问刘国经每次吃多少粗粮，刘国经说大约30%吧，于是阳早跑到食堂给两人以后的伙食也订了一半的粗粮。

　　阳早的助手汪礼平回忆，当时农场用的是苏联的挤奶机，效果不是很好。于是阳早托国外的朋友买来瑞典的挤奶机，用了后他兴奋地说：“太好用了，比苏联的好用多了。”

　　阳早立即和汪礼平研究起了瑞典的挤奶机，先将挤奶机大卸八块进行研究，然后用铝材做成模具。经过几次试验后终获成功。

　　汪礼平说，目前这种挤奶机还在草滩一些奶牛场使用，非常好用。随后，阳早又开始研究挤奶台、储奶罐等。当年阳早改进的铡草机农场现在仍在生产，一年能卖出去600台，许多工人仍在依靠这些卖出去的铡草机领工资。

　　1966年“文革”开始，在西安生活居住了14年后，寒春和阳早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临走时，他们将自己家的留声机、收音机等物品交给了农场，将扳手、钳子等工具留给了汪礼平。直到今天，汪礼平还珍藏着这些工具。他们唯一带走的物品，是两辆使用了13年的“二八”自行车。

　　令阳早遗憾的是，挤奶台在他们离开时，一直没有研究成功。阳早离开草滩时曾经鼓励汪礼平，我会去国外取经的，回来咱们一定要将挤奶台建好。

　　在北京，两人被安排在专家楼，享受较好待遇，但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却激怒了这俩美国人。1966年8月29日，寒春和阳早联合另外两位外国专家，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中写道：“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他们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人一样，取消特殊化。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