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明文规定：煤矿发生事故，应在1小时内上报；国家安监总局规定，瞒报谎报将从重处罚，标准选择处罚幅度内的较高值甚至最高幅度。”云南弘瑞律师事务所王定龙律师说。

　　近年来，国家在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和事故查处方面力度不断加大，特别加强了对瞒报、迟报、谎报事故行为的查处。“管理加强了，瞒报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杨学辉说。

　　一是逃避责任追究、减少经济损失仍是瞒报的主要原因。随着对煤矿事故查处力度的加大，事故成本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少数矿主不惜铤而走险，瞒报事故。同时在煤炭价格持续走高的前提下，矿主为减少停产整顿、关闭煤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煤矿发生事故后销毁证据、隐匿尸体、遣散人员，并以高额的赔偿进行善后处理等手段来组织瞒报。

　　“‘巨额利润’是瞒报最根本的原因。在矿主眼里，地下的煤就是钱，只要能挖出来，什么险都敢冒，哪怕以身试法。”王定龙说。

　　二是部分煤矿从业人员及家属纵容事故瞒报。瞒报事故的煤矿矿主通常以高出事故赔偿标准的经济赔偿作为“封口费”，在利益驱使下，煤矿从业人员及家属不仅不愿举报，还会形成“同盟”，故意帮助隐瞒事故。宣威市海岱镇杨梅山煤矿“4·15”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杨梅山煤矿的法人代表吕尔朝供认事发后联系死者家属来商量，协议按68万元签，额外再拿出共100万元来补助，条件是不要把事情讲出去。部分家属将遇难矿工匆匆下葬，对警察称“人是病死的”，拒绝尸检。

　　三是工作机制壁垒成为瞒报事故的另一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对煤矿安全生产实行“一票否决”制，事故死亡人数被量化成为领导干部上下去留的“红绿灯”，一些领导干部怕影响政绩、升迁、奖励和被问责，就会出现包庇甚至参与瞒报。宣威市海岱镇杨梅山煤矿“4·15”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杨梅山煤矿立即向海岱镇煤管所进行了报告。海岱镇煤管所与杨梅山煤矿共同组织瞒报，并对4名遇难者尸体进行了转移，伪造了入井检身记录，销毁部分原始资料。

　　四是查处不严或监察不力，让瞒报大行其道。部分地方官员策划、参与瞒报，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弄假材料，写假报告；上级部门组织核查时，有关官员故意回避问题，转移视线，提供虚假材料，企图贿赂核查人员，封锁消息。

　　“出于各种目的的瞒报，不仅影响了煤炭行业健康发展，更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杨学辉说。

　　多管齐下遏制瞒报

　　“只要有诱人的利润和相应的治理漏洞出现，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就会有矿难的瞒报行为。”王定龙说，要彻底遏制瞒报，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第一，要彻底根治矿难瞒报，必须严惩瞒报行为。“只有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才能使人守法。”王定龙说。瞒报行为发生后，必须在经济上进行重罚，使有关企业和老板“赔了夫人又折兵”，让瞒报的人吃亏，甚至倾家荡产；对有关直接责任人按《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安全事故罪从重处罚；对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而监管失职的人员，追究其渎职责任。“对瞒报的人，只有严厉制裁，才能有效遏制瞒报行为。”

　　杨学辉说，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受处理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的原则，严厉打击瞒报事故行为。对铤而走险、隐瞒事故的当事人、参与者及逃匿的责任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煤矿企业要按上限实施处罚；瞒报情节恶劣的予以关闭。

　　第二，继续加强治理腐败的力度，彻底摘除矿主的“保护伞”。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斩断官矿利益链，坚决打碎“腐败利益同盟”，应立法禁止地方官员和监管人员及其亲属对煤矿的参股入股；建立检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机制，依靠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对事故的刑事责任人进行追究。

　　第三，构建多种监督机制，让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检察机关不仅要在矿难发生后查处渎职、腐败，更应在矿难发生前，积极配合安全生产部门查处腐败，充分发挥事前预防作用，将腐败引发的矿难消灭在萌芽状态。”王定龙说，没有有效监督，瞒报不可避免，应构建多种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把地方官员和煤矿企业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才会减少甚至杜绝瞒报。

　　“实践证明，仅仅罚款是不行的，针对瞒报行为，必须更加严厉的进行打击，震慑矿主。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巡查，进一步摸清各个煤矿的相关情况。”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邹立生说。应鼓励和依靠群众举报，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使瞒报在阳光下无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