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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武汉5月21日电 （记者黄艳、沈翀）武汉市硚口区长丰乡东风村在建的6层楼私房突然垮塌事故，到目前已知9人伤亡，而废墟中已无生命迹象。这场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
楼房垮塌致人死伤
东风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事故发生后，记者赶到现场。
明晃晃的工程灯下，垮塌的楼房只留下一面背墙。因通道狭窄，大型挖掘机只能在外围待命。
据当时参与救援的武汉武警消防支队政委刘明珠介绍，消防队员从废墟中救出7个人，1个和泥灰的民工逃了出来。废墟下面还有人没有被救出，具体数目不清，但生命探测仪已探不到生命迹象。
武汉市硚口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尹天兵告诉记者，由于事故现场逼仄，大型机械一度无法进去清理现场，救援依靠人工。
记者看到，事故现场旁是密密匝匝的小楼房，到处是私搭乱接的电线，没有消防通道，参与救援的消防车和救护车也只能停在巷子口的长丰大道上。
19日22时许，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发现1名遇难者遗体。20日上午，又在事故现场发现1名遇难者遗体。
搭建楼房经济利益大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东风村房屋密度不小，垮塌楼房的地基距离对面楼房的地基不到4米，与相邻楼房的楼间距不到1米。
根据《武汉市城乡个人建房管理暂行规定》，城乡个人建房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市容、环境卫生，毗邻建筑的采光通风。一般二层以下房屋的巷道宽度应保持四米至六米。
“规定”明确，居民自建房不能超过两层楼高，如果一楼为门面房可以增加到三层楼高，一楼可4米层高，上面两层为3米层高。
在东方村5队租房的仙桃人刘先生住在事故现场不远处，他告诉记者，倒房房东本来有一栋6层楼，两个月前他拔掉旁边地面上的一个小简易建筑，建6层楼房。
“现在租金贵了很多，6间房租出去，一个月收益不小。”刘先生说。
刘先生认为房屋倒塌的原因是赶工期，“为了尽快修好，可以早赚钱”。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四年前从家乡仙桃来武汉汉正街做生意，那个时候东风村的房子租金一个月百八十块钱，而现在已涨到300到600元，这一带的房子那时是两三层，高的就是四层。“这几年种房子多了，家家都在种，一个比一个高。”
不少围观群众印证刘先生的说法。
这些种起来的房子“非常不安全”，“道路窄得连小车都开不进去”。 “5天一层楼，都是出租给外地人、或者给别人做加工厂。”这里的村民认为他们马上就要改造了，赶紧把房子修起来收租金，拆迁时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大笔的钱。
一位在东风村7队租房住的电工说，“经常给这里的房子走电线，有时候一钻子进去，全是灰，跟没用水泥一样，这样的房子能安全吗？”
记者在现场发现，倒塌楼房没有看到钢筋，断裂的预制板散落在废墟上。
租房户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两年东风村“种房”成风。
围观的租住户透露，政府规定不能加盖房子，但这里的村民给城管或者村委会1万块钱就可以加盖。
尹天兵说，楼房的性质和倒塌的原因在调查中。
如何治理城中村
为了整治城中村，武汉市2006年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依法查处违法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依法依规分类处置历史形成的违法建设。”“坚决打击新的违法建设。强化日常巡查控管，广泛发动社会监管，对新出现的违法建设发现一处，拆除一处”。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城中村治理难。
2010年4月，武汉洪山区二郎庙违建“山寨小区”，12栋违建楼惊动市长。当地城管介绍，该“山寨小区”可能是涉黑人员修建，已明确为违法建筑。
2010年11月，武汉市黄陂区政府组织城管、水利、国土、公安等2000余人组成拆违执法专班，对后湖村80余处违建房实施强制拆除。后湖村违建户龚泽林看到自己的违建房被拆，突然发动越野车冲向执法现场，将11名城管人员撞伤。
政府花大力拆违，但违建之风依然盛行。不少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有社会学家分析，造成城中村治理难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规执行不严。有令不止、有法不依，成为城中村大肆种房和拆迁难的首要问题。
二是畸形的补偿机制。那种因为城中村改造而一夜暴富的神话让城中村的治理难上加难。这种示范效应带来的治理成本高不可估。
三是各种利益交织，个别基层政府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私下介入城中村改造，捞取非法利益。
一位基层城管队员称，城中村修建违法建筑现在被称为“种房”，这种非法建筑最快的几天就可以建成。这就像种树、种菜一样，几天不见，房子就“长高”了。这种违法现象屡打不绝，是高利润驱动。
他说，这些违法“种房”户的利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租房收入，城市商品房租金飞涨，这意味着房子盖得越高、房子越多，租金收入就越多，所以拼命盖房。加上拆迁补偿的预期，造成“种房”屡禁不止。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刘文戈说，城中村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体制下产生的“特殊物”。由于城镇化导致土地大幅升值，带来激烈的利益争夺，使得城中村“既是城市发展的低洼地，又是社会矛盾的发酵地，还涉及巨额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对城中村问题的处理将是考验地方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难题。”
（黄艳 沈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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