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城镇辖区，全面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国民待遇”，消除“族群冲突”

　　文/《瞭望》新闻周刊叶前钟玉明

　　近来，在一些东南沿海乡镇，外来工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摩擦、冲突的频率明显加快。在这些发达乡镇，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可以对付的。

　　全面给予外来工“国民待遇”，消除滋生“族群冲突”的土壤，已不仅仅是关爱外来工的问题，更是事关本地人能否幸福安居的大事。

　　据《瞭望》新闻周刊采访观察，这些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路线图”大同小异：起因，有的是企业迫害讨薪工人；有的是城管或治安联防队整治小贩占道摆卖、自行车摩托车违章；有的是商场保安侵犯涉嫌偷盗者。受害方是外地人，同乡或毫不相干的外地人现场围观、打抱不平，接着是警民冲突，继而打砸本地人的车辆甚至店铺泄愤。这些摩擦、冲突，“无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显。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人明确地向本刊表示：本来不关我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当事人出来辟谣，证明自己没有被打死打伤，反而也遭到闹事者的围攻、打骂。

　　多重因素合力造出“族群鸿沟”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以“外来工”的身份进入城镇，形成了城镇内二元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两个群体朝夕相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

　　在一些人心目中，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绝对优先，“确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向农民工分惠。

　　得天独厚的私有资源，加上公共资源的绝对倾斜，相对而言，本地人天然地享有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在这些城镇化的乡村，本地人几乎家家或多或少都有财产性收入，比如出租物业、村集体分红。在就业方面，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的厂里谋一个管理岗位，或者做点小买卖。技能实在低下的，还可以建个家庭手工作坊，承接企业外包加工，除了企业支付正常的加工费外，还由镇政府或村集体补贴加工资。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镇化农村，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十分严重，超过1:10甚至1:20的不在少数。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两千，外来工有三四万。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本地人的优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

　　很多外来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反而还是各种名目乱收费的对象。有的地方，摩托车除了要依法上交警的号牌外，还要花几百元，加挂一幅“村牌”，才能在村内通行。还有“卫生管理费”、“综合管理费”、“治安联防费”，等等。外来工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些城镇化了的农村，村民之间依旧维持着“熟人社会”，互相之间讲情面。外来工们反映，村里各种“有油水”的岗位，外来工都捞不着。只有本地人没人干的，才招聘外来工。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员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同样摆摊经营，只赶外地人，不管本地人。

　　遭遇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想到的是让农民工返乡。当意识到人口压力过大，首先想到的是“抬高门槛”把农民工挤出去。寄希望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减少外来工数量。一厢情愿的“本地人”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有没有归属感，绝大多数外来工是“走不了”、“回不去”了。以深圳、东莞为例，全市五六百万外来工，即使减少100万，能否换来“太平”还是个未知数，而确定无疑的是：这100万外来工失业造成的社会震荡风险不可估量。

　　“城镇内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造成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群体鸿沟，及其带来的对立情绪，已经不是一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就可以轻易填平的，不是给外来工搞一点技能培训、文明礼仪培训、文娱体育活动，就可以轻易填平的，更不是把外来工改称“新×人”可以轻松填平的。

　　在这些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的城镇，“外来工如何融入城市”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大规模的外来工才是主体、主流人群，他们跟谁“融入”、“融”到哪里？

　　少数派的本地人有没有足够的良知、远见和勇气，容忍外来工享有与本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平等分享公共资源；有没有足够的智慧，顺利实现平稳过渡？因为，这意味着本地人独享的福利被严重稀释。

　　无家无恒产的漂一代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沿海发达城镇形成巨大的“无家可归”人口。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全市常住人口822万人，其中家庭户人口只有507万人。也就是说，315万人处于脱离家庭的“独居”状态，占全市常住人口38%。

　　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城镇有相似情形。“无家一族”，深圳市有296万人，占常住人口28%，广州市有260万人，占20.7%，江苏省苏州市有216万人，占20.6%，昆山市有50万人，占30.2%。而这个数据，在传统的内地城市，如重庆，只占6.5%。

　　剔除未成年人，再加上大量外来临时人口没有被登记或不符合“常住人口”标准，再加上工厂通常会集中在城外的乡村，综合保守估计，在这些地方工作生活的成年人，七八成是身边没有家人的“流浪者”。他们或拥挤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或孤身寄居出租屋。或未婚，或夫妻异地分居。

　　在今日珠三角，80后、90后要找一份月薪2500元的工作毫不费劲，可以轻松糊口，但难以置业安家。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眼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无忧，发展难望，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

　　结婚生子置业，是人们把躁动的心安定下来的首选路径。广州市总工会调查显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不难想象，一座城市聚集了两三百万个背井离乡孤身寻梦的血气方刚的单身青壮年，蕴藏着怎样的社会风险。

　　每当夜幕降临，一天劳作之后街头游荡的“无家一族”，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发达乡镇的经典情景。广东潮州古巷镇、增城大敦村的群体冲突，都发生在傍晚。

　　外来工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出来找“热闹”。本刊追踪采访发现，直接参与与本地人的摩擦冲突，或者围观、掠阵的人员中，年轻人是主流，刺激、好玩、兴奋、泄愤，是他们的群体性心态。有外来工告诉，看到有纠纷、有人聚集，就很兴奋，上街看打砸、看烧车很过瘾，“因为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也很好玩。”能不能让百万游子“有家”、“回家”，考验着各城镇管理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