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回忆西安事变所作诗词一首，这是手稿图片

在战火硝烟中保存下来的《红军识字课本》，上面还清晰地印着红军长征路线图

　　从“探子”到“朋友”秘密协定终达成

　　在西北军军法处，通过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的杜斌丞，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等人暗中协调，汪锋到西安后不久，在新城的黄楼见到了杨虎城。“当时的大环境充满变数，共产党与杨虎城间有些误会，父亲的处境是很危险的。”王又凯说，当时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提出两个问题要汪锋解释：第一，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与红四方面军已达成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杨部遭受很大损失；第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指责杨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让杨查办，杨未予理睬，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

　　“这两件事一直是杨虎城心中的疙瘩。”王又凯说，加上当时党中央物资条件差，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是写在几张电光纸上，不吸墨，风干后发硬，更显粗糙，杨虎城对汪锋的身份产生怀疑，担心其是国民党高层派来的“探子”。

　　“父亲告诉他，进攻汉中是为牵引胡宗南部调回天水，错杀张汉民确实是党的重大失误，打消了杨的顾虑。”面对杨虎城，汪锋没有丝毫怯场，还慷慨陈词向杨讲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杨虎城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并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汪锋，说由王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

　　通过汪锋等共产党员的努力，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进行了多次商议后，双方确定了合作的4项协议，即所谓的“秘密协定”。

　　1.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开始抗日教育。

　　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汪锋一次，是礼节性的，气氛很好，主要是告别。

　　汪锋顺利完成了联络西北军的任务后回到陕北，1936年9月，又随叶剑英等人化装回到西安，并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历经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侯希 采写

　　他与“12”有不解之缘

　　蓝田县档案局原副局长、现任蓝田县委组织部《党史》常务主编的曾宏根，与汪锋及其家人相识多年，曾宏根见过汪锋6次，1998年汪锋在京逝世，曾宏根还专程前往吊唁。“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促进了国共两党新一次的合作，汪锋为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工作，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曾宏根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汪锋十多次回到蓝田县自己的家乡，走遍了自己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十多个乡镇，看望老区人民，寻找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

　　在曾宏根眼里，汪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并与自然数“12”结下了不解之缘。汪锋出生于1910年12月，作为秘密使者促成张、杨两将军1936年12月12日发动“双十二”事变，逝世于1988年12月12日，“这种巧合，只有让后人去诠释了”。（感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大力支持）

　　不当“睁眼瞎”红军边行军边识字

　　当年的红军小战士大多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在战火中学习文化，逐渐成长起来。近日，兰州军区西安翠华路第一干休所所长李兴凯透露，他收藏着一本非常珍贵的《红军识字课本》，从中能看出当年战火硝烟中，学习文化知识的不易。

　　树叶上面写字插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

　　“2002年在兰州，我得到了这本《红军识字课本》，长15厘米，宽10厘米，由人民抗日红军总政治部编印。”李兴凯介绍，为进一步考证，他曾拜访过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红军何光宇（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

　　提起那段艰难的识字岁月，何光宇老将军曾感慨万千：“我从一个文盲，成长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将军，《红军识字课本》功不可没啊！我出身贫寒，给地主家放牛，经常饿肚子，后来瞒着父母参加红军，跟着红25军徐海东的队伍。我渐渐明白不识字跟睁眼瞎一样，硬是靠‘看后背’识的字。”

　　所谓“看后背”识字，是指行军打仗时，战士把生字写在小布条、小树叶上，插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认，战斗间隙用手在地上边划边读。何光宇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到了文化，逐渐会写简单的信、标语和墙报，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根底。

　　记者注意到，《红军识字课本》第73课内容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这本识字课本应是长征胜利结束后在陕北印制的。据悉，何光宇1929年参加红军，曾当过徐海东的警卫班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8年去世。

　　边区识字运动创造民主政权的一部分

　　去年2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建华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王建华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很重视文化教育，把战士们学文化、边区的识字运动，当成创造民主政权的一部分。”

　　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党通过发起识字运动，彰显民主、平等的价值诉求，使人民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觉悟起来。本报记者 王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