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证据表明，苹果与以上厂家的确存在供货关系，苹果是否需要对污染排放问题承担责任呢?

　　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认为，环保组织出示的检测报告、照片、当事人证言等证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依据它们可以向环保主管部门提出正式投诉，要求处置违法行为。对于切身利益受损的个人，可以依具体情节提起环境侵权诉讼，要求损害赔偿。

　　“目前并没有可参照的法律依据，支持相关人士就上述事实对苹果提起侵权诉讼。”竺效建议，可以在立法层面上努力，尝试推动类似美国“超级基金法”式法律的出台，将环境侵权责任扩大到“其行为对这个违法行为的发生或其损害后果的扩大都做出了贡献”的主体身上，使其承担连带责任，从而约束相关公司的行为。

　　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曾祥斌律师则认为，根据最高法院2002年7月的一份司法解释，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以产品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是受到支持的。从法理上“可以把苹果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由于此类案件并无先例，“还需要我们下一步去摸索”。

　　“打”苹果的理由

　　整治企业对地方造成的污染，政府责无旁贷。环保人士认为部分政府确实存在管理不力、处罚力度有限的问题，但“比以前管得更多，也更积极一些了”。

　　“我们也会争取推动政府加强监管，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认同苹果公司说，‘他们没管好不是我的责任’。”马军说，“我们不认同所有机制上的问题都解决了，苹果最后才承担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认为谁有责任都必须要承担。”

　　苹果并非唯一一家可能遭遇电子污染和公众责任问题的企业。环保组织人士也承认，在至今调研的31家IT企业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整个IT行业都面临着严重污染。苹果之所以被单独挑出来，是因为它在披露信息方面“最不合作”。

　　“苹果在产品的价格控制方面有非常优异的能力，所以造成富士康、凯达电子等供应商的利润其实很薄。这些供应商有时候到我们这儿来，说‘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把重金属治了，邻居不治，我的成本就比它高，马上我的订单就没了，企业就垮了’。”

　　“要找到规则的制定者，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坏的规则，即迫使供应商降低环境标准去赢得订单，这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是非常负面的。希望规则够颠倒过来，像美国和欧洲一些企业，用采购施加正向影响，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你就出局。”

　　“但现在，苹果一再不披露其供应商，这条路还是会一直走下去，这一点我们不能认同。”马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