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911这十年封面

10年了，他们都在疗伤

　　曹晶晶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她在华盛顿、纽约

　　为您报道911策划报道中的“国家调查”“心灵伤痕”

　　美国式调查官员：高调而透明

　　能够采访到911事件调查委员会重要调查员，理查德·本·沃尼斯特，在我的意料之外。

　　半个月前，我们讨论如何做911这一选题时，编辑和记者都预测遇难家属接受采访的可能性大，调查委员会官员接受采访的可能性小。

　　“调查这部分可能涉及保密，等着被拒吧。”我们给自己打预防针。

　　而在美国的采访情况正好相反。多数遇难者家属不愿意接受采访，这说明，尽管10年过去了，家属们心中的伤痕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

　　而调查委员会的官员们却爽快地接受了约访。因为，在他们看来深入调查，公布结果，包括一遍遍接受媒体的采访，都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的责任。

　　在沃尼斯特的事务所里，我见到了满头银发的他。已经68岁的他在长达80分钟的采访中，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为记者回忆9年前，911事件调查的种种细节，因为他认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切，是他继续推广调查委员会建议的有力途径。

　　当年，他是调查委员会里除去主席和副主席之外的第三号人物，聆讯国务卿赖斯，质询当时的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总统布什……他的问题总是最尖锐。这些如千钧雷霆般有力的调查，为他的高调着下了一笔浓重有力的底色。

　　而高调的另一种源头就是透明。

　　在采访中，沃尼斯特提到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透明和公开。在他看来，透明、公开的核心意义在于“展示给公众、国会和媒体我们坚定的意愿，没有对位高权重者的恐惧或者偏私，哪怕是质询历任和在任的最高官员”。

　　尹辉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他在美国爱荷华州、纽约等地

　　为您报道911策划报道中的“战地反恐”“心灵伤痕”

　　零地带里的

　　静水深流 生生不息

　　机器轰鸣，吊塔高耸……离911只有几天工夫了，而位于纽约世贸遗址现场，依旧是一片工地。

　　来美国后，我第一时间赶到世贸遗址想一睹风采，但这样的现场让我很是纳闷：如果按照我们国内的速度，即使是重建双子塔，也早就完工了，更何况只是由两个水瀑池组成的“零地带”（911后，零地带成为世贸大楼遗址的专有名词，此前它是指遭受过致命爆炸、地震等灾难性重创地点的专用术语）。

　　但接下来的采访经历，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理解这种“拖沓”的理由。

　　在纽约，我们拜访了多个消防站。我们原本以为，从消防员这个911最大罹难群体里，应该最容易找到受访者。但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那些亲历者并没有生硬地拒绝，只是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谈及此事。

　　“他们已经是最可怜的人了，我们不忍打扰。”有一次拜访，一位消防员在回应我们的采访要求时用双手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他用这种手势是在告诉我，遇难者家属心底的痛并未愈合，每回忆一次，就会心如刀割一次。

　　是的，当人们的伤痛尚在愈合，我们是否要急着翻过新的一页？要知道，当伤口正在愈合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等待。

　　纽约市911纪念馆官方说，站在水瀑池前，你可以思考人生哲理。将来，水瀑池将会是这样一副模样：清水静静地流入水池中央的深井之中，涓涓水流形成瀑布，然后在水池四周形成壮观的水幕，再重新流回深井。

　　我想，这恐怕就是中文里的“静水深流，生生不息”的意思吧。

　　郭晨琦

　　新快报美国特约记者

　　她在华盛顿、爱荷华、纽约

　　为您报道911策划报道中的“国家调查”“战地反恐”

　　当所有记忆袭来，他们却只能独自面对

　　采访伊战和阿富汗战争士兵家属对我来说在感情上是非常困难的过程。他们的痛苦，我也许只能体会十分之一。

　　我们在爱荷华首府的德梅因市采访了两名阵亡士兵家属。一名叫爱德华，2007年1月，他的妻子玛丽莲在伊拉克战争中遇袭牺牲。

　　这位妻子曾带给这个家庭骄傲，她是美国中西部城市爱荷华国家警卫队的第一位女军士长。

　　采访时间大约持续40分钟，爱德华的房间显得很安静，安静到，我甚至能听到他声音在喉咙中的颤抖。说到动情处，年届七旬的老者眼睛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泪光，他擦拭他们曾经的合照和妻子玛丽莲生前获得的奖章，眼里满是温情和怀念。

　　回程的车上，我转身问陪同我们的美军军官：“你觉得他走出来了吗？”这位军官对我说：“他没有走出来，他也不会走出来了。”

　　另一位被采访家属是女士阿曼达，她的丈夫就在今年5月的阿富汗战场上牺牲，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女儿，非常可爱。

　　她虽然一开始一直微笑着谈她丈夫生前怎样和女儿玩耍，如何深爱着她，但是当采访渐渐深入，她的眼泪就一直止不住淌下来。我递给她我的纸巾，满怀歉意地对她说：“抱歉让你想起伤心的回忆。”她说：“不要紧，那些回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采访结束，我们回宾馆整理采访笔记，写稿，交稿，等待出版，而他们要做的，是面对内心的又一次折磨，当所有记忆席卷而来，他们却只能独自面对。

　　遭遇战争，家人生前的每一句“我爱你”都可能成为永诀，每一件逝去亲人生前做过的稍不平凡的事情都让他们怀疑是不是上天的暗示。

　　周至美

　　新快报特派记者

　　他在北京

　　为您报道911策划报道中的“反思911”

　　《卡萨布兰卡》中的“世界公民”

　　这篇采访体会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楼被拦腰截断“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正在参加学校军训的封闭训练，没有报纸，没有电视。

　　后半夜，一个习惯听BBC广播的同学告诉我：“世贸大楼倒塌了。”我没在意，大家都没在意，太累了。

　　第二天“我们”——我和我的同学——再次集合在一起，一个人突然大声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美国世贸大楼倒塌了！”

　　然后就语气略带兴奋地开始讲述进一步详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全了。

　　有沉默的，有惊愕的，但兴奋的声音还是大一些。

　　这就是“我们”对“那件事”的最初反应。

　　个人来说，我不喜欢自己的出生地，不以彼处为家，我没有“老乡”的概念。我信奉《卡萨布兰卡》中里克的“世界公民”的概念。我能体会全人类应该怀有的、至少是朴素的悲悯。

　　这次因为采访的机会，我有机会在10年以后重新检视911事件，我想，美国当然最应该反思：为什么是“他们”成为被袭击的对象。

　　10年过去，美国人在改变，犹太裔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支持在911遗址旁边修建一座伊斯兰文化中心，其中包含一座清真寺。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10年后，假如，我是说假如，我能再次和当年的同学相聚，并且恰好是在9月11日前后，我想告诉他们：在心中有兴奋感的那一刻，“我们”应该感到脸红。

　　十年了，他们都在疗伤

　　■文 曹晶晶 尹辉 郭晨琦

　　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街景美如油画，人群川流不息，这个城市隐匿的伤痕已经丝毫不见痕迹。一个就在世贸中心不远的酒店服务生对我们说，现在只要一次停电，一次地震，都会让曾经经历过911的人们惊慌失措，唯恐是另一场恐怖的袭击。十年前弥漫在空中的尘土和烟雾如噩梦一般，依然会出没在人们的心里，难以摆脱。

　　不知不觉，转眼已成十年。

　　在那一天里，共有3000多个家庭瞬间破碎，熟悉的朋友突然一去不复返。

　　记者采访了一名曾在广州生活的华裔母亲，她的儿子在救人时不幸牺牲。

　　记者还采访了一名美国女消防队员，她的7名战友在冲向世贸大厦后再也没有出来。

　　我们发现无论是华人母亲，还是美国女消防员，不分国界、种族，乃至肤色，当她们的生活都被悲剧撕裂出巨大伤口的时候，她们悲伤都指向一个方向。

　　时间是疗伤最好的药。

　　在这十年里，她们在疗伤，她们在改变。

　　如今，虽然那位母亲接受采访时还会落泪，但她依然坚强地接受采访，因为她希望儿子乐于助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女消防员将9月11日看作公共服务日，热心为市民服务。她们都在悲伤中寻找到力量，并且成长。

　　广州男孩正在塔下救人

　　10年前

　　当世贸双塔倒下的那一刻

　　救人事迹恰巧被美国电视台录下

　　■新快报特派美国记者 曹晶晶 尹辉 特约记者 郭晨琦 发自纽约

　　每周到老人活动中心跳舞是67岁的岑娇娴的“必修课”，她从位于纽约东面的布鲁克林区的家里，到城西的曼哈顿唐人街老人活动中心，必经一条叫“ZACK”ZENG的路，中文名叫曾喆（zhé）路。

　　前几年，岑娇娴到活动中心一定要先坐地铁再转6号公车，她总是绕开了这条必经之路。

　　她说，走上去，心很痛。这几年，她好多了，经过这条路很多次，感觉“走上去，心还是痛，但也很自豪。”

　　因为，这条“曾喆”路就是她儿子的名字，曾喆在10年前那场911袭击中返身进入世贸双塔救人后牺牲。

　　“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

　　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曾喆像平常一样拿着公文包去上班，曾喆出门时，母亲岑娇娴正在洗手间，没来得及像往常一样目送儿子出门。

　　曾喆上班后，岑娇娴打开了电视机。“那天真奇怪，我平时早上都不看电视的，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就打开了电视。”岑娇娴看到的是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的画面。

　　9点多的时候，岑娇娴接到了曾喆的电话，他急匆匆地说：“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岑娇娴本想嘱咐儿子小心点，但曾喆已经匆匆挂了电话。岑娇娴没想到，这是儿子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

　　10点多，曾喆的女友打电话给岑娇娴，说曾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世贸双子塔已经倒了。岑娇娴的心猛然一沉。

　　“世贸100多层，覆盖的面积有多大？我不敢想下去……”手机也没信号，岑娇娴心急如焚，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期盼。

　　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曾喆的同事、同学从各地打来的，大家都关心曾喆的安危。

　　岑娇娴哪里都不敢去，唯恐错过了儿子的电话。“我好希望电话一响，拿起来，是阿喆说，妈，我好肚饿，想喝糖水。”一整天杳无音信，岑娇娴还心存希望，或许儿子太忙，没空联系家里，又或者他受伤了，在医院治疗，没法打电话……

　　美国电视台

　　播放了曾喆救人的画面

　　不久，曾喆在美国西雅图的广州校友打来电话，说在纽约FOX电视新闻台的画面中看见曾喆蹲在一位亚裔妇女身边实施救护。妇女的脸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大块的血污，曾喆穿白衬衫卡其裤，戴着胶皮手套。

　　此前，曾喆曾在大学课外获得过紧急救护员证书。

　　随后岑娇娴在曾喆同学寄来的录像上见到了儿子，地面上满是掉落的瓦砾和飞机的残片。根据画面现场判断，曾喆当时应该是在和世贸大楼紧邻的马路上急救伤员。根据这唯一的线索推测，救人的曾喆应该被埋在坍塌的楼下。

　　在社区义工、同学朋友的帮助下，曾喆妈妈在纽约广泛张贴了寻人启事。在照片的右下方，是曾喆在美国义务救护队的徽章。

　　在那些希望渺茫的日子里，岑娇娴经常在唐人街一带走来走去。她总是期盼着奇迹的出现，曾喆像往常下班一样，笑嘻嘻地朝她走来。

　　然而，曾喆再也没有回来，录像片里，曾喆救助妇女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岑娇娴的脑海里。孩子的最后一面，没有对话，没有拥抱，只有冰冷的电视屏幕。

　　曾喆的哥哥和女友为曾喆办理失踪登记。问及失踪原因，答曰救人，对方诧异：“有这么伟大？”这话深深刺痛了曾妈妈的心。她已经忍受了丧子之痛，怎么能再去容忍别人对儿子精神的质疑？

　　移民家庭中的广州男孩

　　曾喆的生日是9月30日，与中国的国庆节相连，因此，曾家给儿子起名喆，意为双喜，吉又是喆的异体字，包含吉祥如意的意思。岑娇娴希望这个儿子有福吉祥。

　　1988年，曾家初来美国时，曾喆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新移民的生活免不了辛苦操劳。因为不懂英语，原来在广州当老师的岑娇娴到衣厂做工，给裤子绞边。一天最起码要干十小时。最晚曾经做到凌晨2点。1995年，岑娇娴又遭受了丧夫之痛。

　　幸好曾喆努力学习，取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和MBA硕士学位。并在华尔街的纽约银行任职，分管帮助外国公司在纽约上市的业务，年收入7万美元。曾喆以他的聪明、勤奋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也用他厚实的双肩撑起了这个移民家庭。

　　他在911袭击遇难时仅仅28岁，如果没死，10年以后，也许他和女朋友已经结婚，也许会有自己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几根头发

　　做遗体比对时

　　她又舍不得交给政府

　　在等待的日日夜夜里，岑娇娴渐渐接受了曾喆已经离开的现实。

　　她唯一的期盼就是找到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找到儿子的下落，哪怕是一根头发都好”。

　　在报失踪人口的时候，政府让岑娇娴收集一些曾喆的个人物品，以便能够比对曾喆的DNA。岑娇娴到曾喆的床上找他的头发，还真让她在枕头上找到了。小心翼翼地捧着这几根头发，岑娇娴的眼前模糊了，她突然舍不得把头发交给政府。

　　2002年5月，岑娇娴接到政府的电话，证实在世贸的废墟里找到了曾喆的遗骸。“那种感觉很难说。我的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很伤心，但是也证实了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救人牺牲了，找到他的遗体，就是给那个说‘真有那么伟大吗？’一个最响亮的耳光”。

　　她开始收集曾喆的各种信息，整理儿子的相片，为儿子做纪念册。

　　“到美国之后，我一直忙着做工，他又去罗切斯特上学，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岑娇娴给新快报记者看儿子照片时难过起来。“你们可以拍一下，但别拿走了，有好几张被记者拿走了，都没还回来。”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曾喆的记忆。

　　曾喆亲友原本打算要为曾喆做一种108页的纪念册，但由于经费问题，最后只能出版了一些只有36页的纪念册。

　　一条街道以曾喆名字命名

　　曾喆的事迹震动了全社会，感动了无数人，人们公认他是“美国的英雄，华人的骄傲”。2004年9月11日，为纪念曾喆的英勇事迹，曼哈顿第三社区委员会与纽约市议会先后通过了命名“曾喆街”的议案，布隆伯格市长于5月初签署了议案，使得“曾喆街”的命名方案终成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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