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红漫

　　温州近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在9月中旬10天时间内，温州当地已经有7家企业的老板因借贷资金链条断裂“跑路”。近日又爆出的一起温州老板非法集资13亿潜逃被抓事件，其中“大约有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有的是局级以上的”。

　　从“老板跑路”到“公务员债主”，足可见民间借贷在这一地区的覆盖面和“杀伤力”之大，其隐忧也正向“显性化”发展。我们在呼吁主管部门出手规制民间借贷的同时，更加强调其能对同时浮出水面的“影子银行”做出足够警惕。近期国企、上市公司等手握重金的实体，纷纷利用体制优势从事“委托贷款”生意，进而引发了恶劣的市场影响，并侵蚀了金融体系安全。这些因民间借贷 “虚火”而衍生出的金融问题亟待得到厘清。

　　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民间借贷成为众民企赖以生存的输血渠道。民间借贷也许能缓燃眉之急，也许就是饮鸩止渴。当然，高风险与高收益如影随形，这是市场铁律，更何况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自于从股市、楼市乃至农产品炒作剥离出来的游资，如今面临断裂风险或许意味着国内“炒作时代”的终结。从这个角度讲，民间借贷渐入困局或许可以倒逼社会资本的规范流动，并提示主管部门承担起为民营资本指路的职责。

　　其实，民间借贷并非一无是处，在美国、我国香港等海外市场均占据一席之地。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领薪日贷款”为工薪阶层提供10~15天的短期过桥借款，虽然折算后的年化收益率高达400 %以上，但专业调查却显示，如果社区内有 “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服务，住房按揭贷款破产率会少增一半、偷盗发生率也少增30%。可见，民间高利贷行为应当被辩证地看待，而监管部门的职责就在于引导其正面社会功能的发挥，并同时规制资本贪欲的肆意蔓延。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广大民企对资金的强烈渴望，也催热了国企与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业务的繁荣，形成了中国版“影子银行”。这种利用体制 “落差”获利的行为，较之“公务员债主”，更应受到严厉管控。一方面，国企凭借财政信用担保获得低息信贷资金后，并没有投入到主营业务之中，而是转借到了民企手中。一般而言，银行基本贷款利率不过6%左右，但是最终转手贷款利率要高达17%到20%，国企只需“左手倒右手”就可以斩获丰厚的利差收益。这样的做法，与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企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钢材等稀缺资源品的实质无异，引发了市场舆论的反感。另一方面，数据显示今年至少有70家公司发布了近130份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公告，总金额近170亿元，其中35家上市公司提出的贷款利率高居不下，总金额近100亿元。这些公众公司凭借筹资优势，致力于高息转贷业务，或许能获得偶发性高收益。但如若实体产业“空心化”问题积重难返，那么广大股东的投资必将面临血本无归之痛。更为关键的是，影子银行规避了正规的金融监管，与民间借贷一样扰乱了金融数据的统计工作，而由此导致的信用扩张则极易给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民间信贷破产伤害的是市场自己的钱，而“影子银行”一旦金融风险泛滥，则要波及纳税人的公共利益。长期来看，主管部门必须要为民企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社会资金流动的均衡性，民间借贷及影子银行才会自发降温，相关金融风险隐患才能随之消弭。（相关报道见A2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