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思索历史不妨假设：苏轼做了宰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假如苏轼做了宰相，他的政绩应该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上。

　　王安石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人才。但是，正如朱熹所说的，他固然有“文章节行高一世”、“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等优点，但他也有“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等缺点。有人把王安石新政失败归因于司马光等旧党的反对。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可笑的。作为政治家，具备抵御反对派的能力是先决条件。再者，王安石两度执政，前后好几年，事实足以证明，他无法取得成功。关乎社稷苍生的政治，不应该允许政治家无限期地做实验。三四年一个任期干不出一点名堂，就应该回老家去种红薯！

　　毫无疑问，司马光是君子式人物。在衡量人物偏重道德品行的国度，他的民望极好，一度出现人人希望他担任宰相的情形。死时，又几乎出现举国哀悼类似国葬的场面。但是，经世济民，不能只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司马光政治理念的狭隘与为人处世的固执，决定了他只能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对立面。脱离实际，过犹不及，不可能在利国利民方面做出实际成绩。

　　苏轼是介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人物。苏轼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主张“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不难想象，由苏轼执政，他一定可以避免王安石的急躁冒进。按照苏轼的心胸性格，一定也不至于众叛亲离。司马光是苏轼一生敬重的人，他没有太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从他跟司马光发生政见分歧后连声喊叫“司马牛”这个情节看，他对司马光的固执也是很不满的。苏轼对保守派的不满，来自较为客观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由此可见，苏轼执政，是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不至于出现脱离现实瞎指挥的情况。

　　事实胜于雄辩。苏轼为官，所到之处，均有建树。随手举几个例子：王安石执政期间，他“因法便民，民赖以安”。在徐州，黄河决口，形势危急，苏轼率领禁军，驱使准备逃离的富人返回城中，组织筑堤，加固城墙，他本人日夜住在城上，数过家门不入，终于保全城市，未受洪水侵害。在杭州，苏轼疏浚河道，修筑长堤，挖掘水井，在西湖中种植菱藕。其中，长堤修成之后，在上边种植了芙蓉、杨柳，远望如图画，被杭州百姓称为“苏公堤”，即今“苏堤”。苏轼二十年里两次到杭州为官，因为有德于民，家家挂苏轼画像，饮食之前，虔诚祝祷。甚至建造了生祠，以表敬意。

　　不难想象，倘若让苏轼做宰相，他也会像写作诗词散文、创作书法绘画一样，做得很出色的。对苏轼而言，左边是诗文书画，右边是社稷黎民，他能左右逢源。

　　（作者：丁启阵 来自：新浪博客）